还是要再重复一遍那句絮叨已久的废话:影像的力量与无可替代的魅力就是它所具有的那点见证性,当然了,影像最大的欺骗性往往也在于它所具有的那点见证性。因此对于影像的那点见证性,如果没有一个冷静清醒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能力与自觉的意识,那么摄影者本人对他照片的认知便会大跃进般的膨胀起来,这种不着边际的膨胀你可以从摄影者对他的照片的命名上触摸到那浮肿的马脚。 我手头上的现成资料不多,正好有一本从朋友处借来的《人民摄影十年作品选》我就从这本十年优秀作品选集中挑出十个例子。 例证一,罗小韵:力挽狂澜。横构图,中国式大场面,拍的是1976年“天安门事件”时,广场一角,黑压压一片人,在听一位青年慷慨激昂的演说,这幅著名的照片因记录了一个难忘的历史时刻而被广为传播,但是这种慷慨激昂状的命名对于客观纪录那个历史时期没有裨益,仍是一种形而上的虚拟命名,不管你出于多么激愤的动机,但照片是要为人们提供一个观照那一时刻真切的窗口,你无权对那个窗口说三道四,这种中国式的命名对历史的见证是一个破坏。 例证二,黑明:遥远的太阳。黑明拍的这幅横构图作品,画面重点刻画了陕北某窑洞的一堵墙上贴着毛主席画像,两侧有行书对联,楷书横批,再左右两侧有两幅小篆书毛主席诗词,再左右又有隶书对联,下边有一大横幅美术字,靠墙的长条桌上放着过日子的坛坛罐罐,一老妪侧身而立,转过脸来看镜头。 画面的信息很丰富,涵义也呈多义性,你可以认为这是个书法爱好者的家,还可以认为这仅仅是一个现代主神崇拜者的家,但是作者将其命名为“遥远的太阳”显然是以生硬的主观意识为照片做了臆断,看似浪漫的命名并不能反映出图片中真实的状态。 例证三,李文生:身残与心残的撞击。这幅竖构图照片拍的是监狱中某个供犯人与亲属会见的房间,背景不详,几个服刑人员坐着,其中一人左手拉着一个穿连衣裙小姑娘的手,右手在自抹眼泪,小姑娘也在伤心地仰面啼哭。 从这幅照片中我实在是一点也看不出有什么身残与心残撞击的迹象来,无论是从外表上,还是从内心上,都看不出来丝毫撞击的迹象,我猜作者把服刑者比作心残的人,那么身残的人又在哪儿呢?既然看不到谁身残了那哪儿来的什么心与身的撞击呢?一个拍照片的人,连客观纪录的能力都成问题,却在那里高屋建瓴的主观臆断起来。 例证四,钱捍:一个普通人的一生。横构图画面中,一个瘦削的老人满脸愁苦地躺着,身边一个年轻人在哭,老人穿的大衣右襟上摆放着三枚奖章,一个授勋证打开放在老人腹上,从这些细节上猜想老人年轻时可能是有过立功授奖的不凡经历,而老人当下的样子像是人老珠黄无人搭理了,以至于生命垂危时,也无人来关照。我不明白这是在什么环境中拍的照片,这些奖章是为了拍照片摆上去的吗?还是老人身边的人为了说明什么把奖章摆上去的?既然老人得过这些奖章,说明他过去有一段不平凡的经历,作者将照片命名为“一个普通人的一生”大而空,一张照片承载得了这么大的一个史诗题目吗? 例证五,王文澜:万事开头难。一幅新闻照片中少见的方构图,画面中间是前中国足球队主教练施拉普纳站着,有力的右手正将一名跌倒的球员拽起来。 就是这样一个动作无论从显喻性看还是从隐喻性看跟万事开头难这样一句哲理性俗语扯得上边儿吗?完全是摄影者主观强要赋予照片一种所谓的意义,照片承担不了一篇论说文章的作用。 例证六,胡武功:孝子。横构图,乡村中的路上,一个老人走过来,手上扎着输液管,身边并行着一青年,青年手上高举着输液瓶。将这样一个平常乡里乡亲也会帮个忙的行为升华到一个所谓孝子的高度,让人感觉这又是摄影者在那里主观地拔高主题,除了情节上显得特殊一些,这是一幅相当乏味的照片。 例证七,谢海龙:托起明天的太阳。竖构图画面,一个简陋的乡村教室中,几个孩子围着一个土坯砌的火炉烤火取暖。这样的题目让我看得又是稀里糊涂找不着北,这样一幅纪实的照片怎么又给浪漫成“托起明天的太阳”了呢?这么复杂的文字譬喻一张照片承受得了吗?一种质朴的纪实干嘛非要弄出一个谁也闹不懂的豪言壮语呢?不说大话就过不了日子是怎么着? 例证八,贺延光:令人震惊的一千万。竖构图的画面俯拍了三个躺在婴儿床里的孩子,构图因床框的线条呈极度放射状的夸张,让我不明白的是,摄影者为什么取了个大呼小叫的名字呢?即便是你要说某某婴儿恰好是赶上了什么第一千万之数,但这又有什么值得令人震惊的呢?许多报刊总是试图用些耸人听闻的笔法来把一些本来没有那么大新闻轰动含量的事儿炒大,借以吸引读者,这种好大喜功的心态在摄影记者贺延光这里,也是很明显的,许多照片都是被这种所谓的画龙点睛之笔给弄得假了叭叽的。 例证九,赵亚军:长官意志。横构图画面拍的是乡村街景,画面左边有一些孩子玩耍,后面有妇女纺线,画面右边有个穿深色衣服的男人叉腰站着,似乎在跟一个穿白圆领衫的男人指手划脚地说着什么。 长官意志其实是一个挺复杂的论证题目,根本不是一幅照片所能说得清的,摄影者仅仅通过这么一幅照片,就能向观看者传达出某某人正在施展他的长官意志吗?这张照片不过是表现了一个普通的生活场景,跟长官意志扯得上边吗?你知道人家在说什么?你的这种不容分说的命名是不是有点儿长官意志呢? 例证十,谢海龙:雄壮的入场式。横构图,画面是某次残疾人运动会四川代表团的入场,这些残疾人运动员多数是腼腆地垂着眼皮走着,有人面带喜悦,有人若有所思,也有人高兴地笑着,吸引人的是一个小腿截肢的小伙子用膝盖套上鞋子行走,他边走边用仅有的一只手扬起帽子向观众致意。 这张照片拍摄得质朴自然亲切,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判断——神态到姿态到构图,都无法让人联想到雄壮二字,照片所能打动我们的,也不是所谓雄壮这样一种气势,我不知道摄影者为什么给这么一幅自然朴实的照片安上那么一个大而空的名字呢? 以上所举的十幅照片的例子,基本上都是新闻纪实类的,这类摄影作品所能打动观众的主要一点就是它们客观记录的一面,当然摄影者无论多么客观,拍照也是一种主观的选择,只是这种主观的选择是有一个底线的,这底线就是不能够改变所拍摄场景的情节发展方向,但是从以上我举的十个例子的命名上可以看出,十位摄影者无一例外地都给自己拍的照片加上了一个主题突出、不着边际的名称,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从他们的题目上,我看出了过去文艺创作的一种套路,即所谓文艺作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可是把那套八股创作法拿到新闻纪实摄影这里来使,我以为是荒谬的,因为新闻纪实摄影的一切方法都要围绕客观叙述的角度展开,容不得你搞什么文艺创作的无边想象,抛开这种文艺想象的新闻纪实摄影命名套路,我们向另一个方向推测一下,这些摄影记者给自己的这些新闻摄影照片做出那种宏伟高大的命名,又带有一种舆论引导的味道,这种做法其实是对读者的不尊重,好像我们这些观者都是智力低下的白痴,不经他们这么有责任心的引导,我们就看不明白照片纪录的内容似的,可是经他们这种主观臆断式的引导正所谓你不说我倒还明白,你越说我这里越糊涂了。 明明是一篇挺复杂的文章所用的题目,你非得把它安在这么一张简单的的照片上去,这种张冠李戴式的命名,表面上看像是在显示摄影者提炼主题升华主题的高超水平,其实这恰恰暴露了他们对新闻纪实摄影方面最基本的ABC方面的判断性欠缺,一张照片并不能指点江山,即使你取了个指点江山的大题目也不能。新闻纪实摄影工作需要尽可能冷静客观的视角,无论从拍摄还是命名都要尽可能遵循这样一种客观的原则,如果违背了这样一个客观性的原则,它就不能称为新闻纪实性摄影。上述十例中那种不着边际虚夸浮饰的命名,对新闻纪实摄影的伤害是致命的,对从事这种摄影工作的人所造成的伤害也是致命的,它使见证成为伪造。 我不知道中国人是从什么时候起丧失了对一个事物做出恰如其分的判断言说与命名的能力的,是文化大革命一切为政治服务的强权意识?是1958年大跃进谎话连篇不着边际的想象之翅?是精英心理?假大空的潜移默化的流毒?小资式的煽情与矫情?是驴唇不对马嘴的别有用心?还是其它什么原因? 我一遍又一遍地质问自己,但百思无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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