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久没有去想电影是什么,这种思忖类似于去问我自己:我是什么。很早的时候我放弃了这种追问,我选择了一种比较省事的办法———用我自己去验证生活,用生活去验证自己。用一种比较时髦的说法,这是经验主义。 也许戈达尔可以作为一个我用以证明这种追问的可笑,这位同学每过几年就要宣称电影的死亡,但是他一直在拍电影,很简单,除非他拍的不是电影。 概念这个东西往往让我不寒而栗,因为这个东西被人发明之后,可以用来干很多的事情,比如用它来革命,或者颠覆,甚至用来统一。 由此我想起了DOGMA95,《黑暗中的舞者》终于以辉煌的成绩证明了自己存在的价值,手提摄像,或者DV,不用特技,尽量压低创作的成本,一度被认为是电影走向平民的一次革命。可是这部电影动用上百架DV同时拍摄Dancers的画面,不知道各位同学以为如何?话说回来,我以为这个世界上的艺术,并不以拍摄方式或者手段为核心,也就说,当我在判断一部电影的时候,我不能用他是用肩膀扛着摄像机还是用三脚架来判断它是好的,或者是平常的,是深入的,还是浅薄的,是描摹了世界,还是诉说了一个故事,相反,一部电影,无论镜头是在晃动,还是一动不动,无论导演用了100块钱还是100万美元,无论画面上的颗粒是粗还是细致,当这部电影摆在我的面前,它要么具有打动人的力量,要么没有,换句话说,它是一个作品,制作的过程已经消失,惟有故事或者意识在冲击人们的视野与脑海。而我又有一种不敬的想法,我以为Dogma95就是一种打着革命的幌子在哗众取宠的行为,是一次概念的突袭,历史上所有的主义无不是如此,在一种探索的行为的头顶戴上光环或者草帽。 一年多以前我看到了《celebration》,我被导演新鲜的技巧所折服,可是如此而已,电影是人创造的艺术,是艺术的一种,是用来表现自己的手段,这一点从达·芬奇到达利都没有区别,而关键在于,从交响乐到punk,从布努艾尔再到Dogma95,从时间的一个维度上看,仿佛一直是在发展,也就是一种若隐若现的规律或者是曲线,但是我选择从时间的另一个维度上看,这个世界五彩纷呈,此消彼长,每一种艺术都有人在边缘上突进,在探索更多的可能,如此而已,所谓艺术的革命,所谓走向平民化,统统是概念的堆砌,艺术的过程往往成为思辩的对象,而本身的价值与作品的美感往往被消解,冷酷的消解。以Dogma95为例,几位在宣言上签字的导演,号称永远手提——手提如果是一种可能的手段,当然要用,如果手提可能出现另一种不同于以往电影表现形式的效果,那就用好了,号称“反技术”———照我看摄像机这个东西本身就是技术的代言人,不然为什么要用DV呢,如果DV是让影片成本降下来的一种手段,那么又是什么使成本降了下来呢——还是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 把话题拉回到颠覆与先锋的概念上,我认为在一种话语的对面建立反对话语乃是易如反掌,我一直对所谓的艺术颠覆者心存疑虑,如果一样东西已经存在了,你用什么去颠覆它呢,它就在前面,已经摆在那里了,你无法消灭它,你所能做的,无非是建立另外一种可能去摆在它的对面。几十年前布努艾尔拍摄《一条叫旺财的狗》,是那个时代的先锋,现在几十年过去了,用电影去诉说一个成型的故事仍然存在,并没有消失。这是一个事实,而什么又是先锋呢?颜峻在他近日的一篇乐评中说:每一个时代的先锋往往可能是传统的守门员。这种说法乍听上去新鲜,其实就是看穿了概念的虚妄。 很简单,电影仍然是属于人的艺术,Dogma95是这样,kieslowsky也是这样,每一个时代,在人的每一个精神层面上,都有人在做其实是一样的事情,上帝也仍然住在天堂第16楼左拐第一个房间,没有谁死了,也没有谁是真的英雄,这个世界充满各种力量的制衡。 我喜欢这种制衡,并且我希望它仍然漂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