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八日，正是北京初降大雪的日子，但凛冽寒风没能挡住北大同学奔向百年纪念讲堂的热情。一副“第一部由北大毕业生创作的无规则主义影片《来了》与你分享人生体验”的大幅广告吸引着同学们的目光。当晚，胡小钉导演的影片《来了》首次在北大放映，上千名北大师生包括远道而来的北大历届毕业生观看了这部影片后，报以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然后，胡小钉和影片的两位女主角陈凡、董晓燕走上主席台，与全场热情的校友们就影片《来了》的有关话题进行了坦诚、直率、无拘无束的交流。同学们争先恐后地向导演胡小钉提问，胡小钉好像回到了自己的一个大家庭，一改以前在“无规则主义电影新闻发布会”和“专家研讨会”等公开场合那种严肃、矜持、引经据典、高谈阔论的姿态，好象跟大家谈家常话一样，不时以他谦和的微笑、幽默的谈吐和机智的回答引起全场一阵又一阵的掌声和笑声。见面交流活动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后，胡小钉又和中文系的师生、校友和一些热心分子举行了茶话会，围绕着影片《来了》畅谈了各自的感受。

　　宽容与个性

　　胡小钉首先回答了一些同学提出的为什么首次公开放映安排在北大的问题。他说：“首先我是北大培养出来的学生，很多的知识、思想都跟北大的学习环境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自己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就觉得应该首先给北大师生和校友们一个回报，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人生感受。第二，有些记者问我，我的电影《来了》和我这个导演本身是不是属于第六代导演，我说第六代或者第五代的提法绝对不可能概括我和我电影的特点，可以说我跟他们有某些相通之处，但跟他们又有很大的不同。第五代早期电影中，还有一种试图创新的追求，一种对历史和社会的责任感，那么我的电影在这方面跟他们的早期电影有相通之处，但我比他们更重个人情怀的表达，而且在他们目前回归主流商业电影的时候，我却要搞有自己风格的艺术电影，这就是和他们很大的不同。另一方面，第六代早期作品中都有一种从身边的实际生活出发，表达个人真实感受的倾向，我的电影在这方面也和他们有某些相通之处，但是我又不想拘泥于个人情怀的表达，还希望把个人的感受从更广泛的社会意识结合起来，希望电影能给人们对自己实际生活的关照、联想甚至反省。那么，如果非要说我的电影属于什么派，可能有一个名字还比较适合，就是‘北大派’。我作为北大的毕业生，作品天然地有一种北大的印记，北大的风格或者说北大的精神。北大的精神在我看来，首先就是它很宽容，包容性比较大，“兼容并蓄”是北大的一个长期的传统。那么，我在电影创作中，也是有一种不拘一格，不守成法，不遵循某一种现成模式的想法。我说我们的古人就讲过，至法无法，所以我提出一种艺术主张，叫无规则主义，就是化用各种我觉得能表达自己生活感受的创作方法或者规则。我这种做法跟北大这种兼收并蓄的精神是一致的。另外，北大又是一个崇尚自由民主的地方，比较崇尚个性的张扬，那么我的影片也注重个性的表达和个人风格的追求，这也是同北大精神相一致的。”

　　主体与客体

　　在对话和交流中，许多同学都对《来了》的片名和它的含义提出了各种的想法，并希望得到导演胡小钉的认可。胡小钉对好些同学的真切感受和深入思考十分欣赏。他说，如果这是一堂艺术鉴赏课，他给发表自己见解的同学打分，至少是八十五分以上。八三级北大校友、中文系教授孔庆东在后来的座谈会上，指出“来了”这个词用作片名非常好，非常有力量。他认为“来了”在中文中有很丰富的含义，在英文里就难以全面地表达。现在英文片名是“Ｉ　ＡＭ　ＨＥＲＥ”，就是说我来了，强调的是一种主体的态度和行为。但是“来了”还有另外一方面的意思，像有的同学讲一个时代来了，或者说各种各样的思潮、现象、观念来了，要影响我们，这就是一种客体的来了。胡小钉说，这可以用英文的另外一个词ＣＯＭＩＮＧ来表达。孔庆东也深表赞同。中文系汉语专业资深教授马真后来谈到，“来了”就是指我们必须面对生活的一种态度，就是指不管生活中有多少困难、挫折、压力，我们的态度就是要“来了”，去克服和战胜它。她认为，小钉是一个很坚强的人，克服了很多困难，终于取得成功，她觉得这部电影是一部很好看的电影，音乐很好，舞蹈也很好，而且舞蹈与生活内容并不脱节，结合得很好，表达了主人公一种不断追求的精神世界。

　　困境与超越

　　在对话中，有的同学对影片某些服装、道具、对白发生的具体年代的统一性提出质疑，说影片中一些人物的说话、行为方式很像是八十年代左右的故事，但里面一些具体环境又是现在的情况。还有的同学也质疑八九十年代的一些问题一些生活现象还能够延续到现在吗？胡小钉首先微笑着说：“这些同学对想不通的事情敢于质疑，本身就是一种北大精神的表现。”这番话引起全场一片笑声，胡小钉接着指出：这些同学是用一种传统的现实主义的标准来要求这部影片，但这部影片并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传统的现实主义电影，所以用这种强调生活细节在现实年代是否存在发生的可能性或者统一性的模式去要求这部电影，那肯定可以挑出不少问题。但影片《来了》既是写实的，又是写意的，既是某个年代的生活的写照，又试图揭示一些更深远的问题。他进一步指出，如果要问现实的困境和理想的追求，亲情、友情、爱情等等问题是否具有年代的延续性，那么我认为，它不但具有这种延续性，而且将伴随人类永远存在。孔庆东教授特别欣赏影片男主人公一次次扑向白墙，撞击白墙，要突破困境的那种勇气。他说，现在这种真实表现现实困境和个人追求的电影是太少了，几乎看不到了，好些人老说，为大众服务，就去拍一些搞笑的娱乐片，但我们也是大众的一部分，也需要看到这样好的艺术电影。它肯定没有那种纯粹商业片、贺岁片那样巨大的票房价值，但它一定有喜欢它的相当一部分观众，也具有它自己的市场和票房价值，他认为影片回收成本应该没有问题。北大物理系的学生刘佳明始终举着手“像指向标”，也没得到发言机会。他当晚给胡小钉导演发了一封长长的电子邮件，指出：“这部电影本身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的一种揭示。而对人的生存境遇的描述，是超越时空的，只要有人类活在这个地球上；也是每一个真正的作家或者艺术家所不能回避的。我欣喜地看到，在这部电影中您做了坦率的回答。从这个意义上，我预言：这部电影将是一部伟大的电影——绝不是奉承你。”

　　生猛与圆熟

　　在讨论中，不少师生对于影片镜头语言的运用，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看法，有的说胡小钉导演本来是个“非专业人士”，从来没有拍过电影，现在拍出这部影片《来了》，显得镜头很漂亮，很干净，不知道他是怎么搞的。胡小钉说：“这说明拍电影并不神秘，只要你真切地表达自己对于生活的真实感受，并且不拘成法，用各种手段努力让观众了解你的内心世界，那么，只要有一定物质基础，也可以跟我一样拍电影。” 中文系七七级新闻专业二班赵蓓蓓的女儿张牧天是北京二中的学生，十九岁，也跟着妈妈来看了电影。她说，相比《周渔的火车》，她更喜欢电影《来了》，她说里面的舞蹈很漂亮，很动人，故事和主人公她都喜欢，有些人物的行为和语言她觉得有些陌生，但她妈妈说，在她们那个年代经常发生，她也就理解了。也有一些人指出，影片《来了》虽然整体上还是流畅的，也是能让人理解和接受的，有些地方特别是结尾让人震动，但是，在电影技巧的处理上，还是有一些生的地方，不够圆熟的地方。孔庆东教授讲：“《来了》这个电影，确实有生的地方，镜头切来切去，有的地方确实不够圆熟，但是，这种生恰恰就是一种生命力的表现，是一种生动的、活力的表现，它让人感到新意，感到一种真实的激情。相比较而言，《周渔的火车》技巧就很圆熟，推拉摇移挑不出毛病，但它就是告诉你，我这就是在拍电影。有些地方的情感戏，让人觉得虚假，像巩俐与人拥抱的时候，就让人发笑。真正有价值的电影不在于技巧的圆熟，而是在于以一种电影以外的创作目的来拍电影，有自己的追求。”

　　当下与未来

　　孔庆东教授从一种更宏阔的文化眼光出发，对某些北大学生提出问题的文化水准和理解能力感到不满和忧虑。他觉得北大的人文精神不如过去年代那么浓厚，他特别不满有的同学提出的对白风是个精神病人感到遗憾的看法。他说，在一个社会某些机能有毛病的环境中，可能一个正常的人反倒可能被认为是精神病人。他说影片中真正的精神病人，不是主人公白风，而恰恰是家里姥爷和艾蓝艾红的母亲，他们自私、狭隘、排斥别人，还维护自己的权威。中文系七七级新闻专业一班毕业生，胡小钉的同班同学彭波，现在是《中国青年》杂志社的社长，他在发言中十分激动，说非常感动和震动，说自己都忍不住哭了。他说，在我们的同学当中，现在有不少人都是领导干部，或者商界的精英，但胡小钉多少年来，却好象在同学中消失了，在人间蒸发了，但是我了解小钉，我知道他一定在干他想干的事情，并且他一定会成功。他认为，发财、享受并不是真正的价值，胡小钉的作品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东西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孔庆东教授指出，现在有些电影尽管炒得很热闹，票房也不错，但在将来的历史上，充其量也就是属于“等等等”，留不下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像电影《来了》这样有个性的作品，才是真正能够在历史上留下一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