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别扭的约会 ■莲蓬人 轰轰烈烈让歌迷们期待已久的“5·27”就这样于瞬间烟消云散了。与早先歌迷们充分积蓄的热情相比，这样的匆匆相聚多少令人不甘。我们不会忘记一年多以前，罗大佑北京演唱会几起几落的消息带给歌迷们心情的激荡，不会忘记感念北京歌迷热情的罗大佑因此而许下的诺言。这般的郑重使得“5·27”的激情期待值变得格外高了起来。 在很多人心中，这样的感念过去并非是一次简单的情感怀旧，而是因为十几甚至二十年前，以罗大佑、李宗盛为首的这类音乐人，用他们的歌声唤起一代人对社会、民族、人的生存处境等的思考与责任感的共鸣，这样的人文内涵和终极关怀恰恰是今天越来越强调娱乐功能的流行音乐所缺乏的，因而，歌迷们期待着“5·27”的夜晚与罗大佑们重温这样激情的呼应。这样的期待与其说是怀旧，不如说是一种呼唤，对人文力量的呼唤。“5·27”因此而带有更多的文化色彩。 然而，我们却眼见着“5·27”的晚上这种文化色彩的被消解，且不说为大多数歌迷所不满的灯光和音响，那样缺乏节奏的演出编排令歌迷与歌手同时陷入难堪的境地：歌手们按照组织者心目中的主次位置流水账一般地上场，且年轻的歌手们与后面的老歌手之间找不到任何联系，上半场沉闷冗长，使得观众与演出者的情绪都大受影响。及至周、李、罗三人的出场，演唱会虽然进入高潮，但周华健不过充当了一个调动观众情绪的角色，难得一见的李宗盛还没让人过瘾，就成了罗大佑的引路人，而众望所归的罗大佑的出现虽让人激动，但他尚未让人体会他最好的状态，就匆匆下场了。于是，这些歌手原本应该带给人们的期待与重逢，就这样变得支离破碎了。 很显然，这样一场原本很有内涵和质量的演出，在某些组织者心目中，不过是一场普通商业演唱会而已，只要有大牌明星，只要有票房，只要现场能逗观众“哈哈”一乐，再能跟着哼上两句，演出就算成功了。他们或许并不明白这样的歌手阵容能带给人们什么，也并不清楚那台下的人们在期待什么，也不会懂得很多歌迷和一些歌手在失望什么。 演出结束后，不少人说，以后不会再看这样的演唱会了。而再见罗大佑的可能性也渺茫起来，即使他愿重来一回，还会让那么多人有恰当的时机，积蓄起那么多恰当的激情去与他会合吗？在歌迷们与罗大佑等人相约在“5·27”之后，却不想这个约会被安排得别别扭扭。一次渴望激情与对话的聚会就这样告诉我们，相会原来是为了让我们无奈地告别。 无论怎样 依然期待 ■傅谨 北京工人体育场的“5·27”演唱会不同于一般的演唱会，如果说现在多数演唱会都是新新人类的天下，那么钟情于工体“5·27”的是另一群人，“5·27”的工体是中年人的狂欢节，这就是所谓“老夫聊发少年狂”。 不过我还想以这句话比喻罗大佑。坦率地说，今年说是已经47岁的罗大佑已经不适宜做青年人的偶像，哪怕是他那种以偶像自居的打扮也显得有些过时，现在一袭黑衣一副墨镜还算得上什么新潮？然而，不会因此改变的是罗大佑的激情，是观众与罗大佑的心心相印，就连拙劣的音响也没有影响观众的热情。可惜在工体的罗大佑并没有足够的自信，他好像总是担心自己会被青年一代遗弃，好像并不满足于多年以后还能赢得中年人的欢心。工体的罗大佑过分夸张的形体动作显得有些多余，以这样一老夫去尝试着迎合青少年的趣味，实在显得比较辛苦甚至多余。所以我就想像，今天的罗大佑除了在体育场表演，也许还可以探讨在茶馆之类场所演出的可能性，坐在茶馆里听娓娓道来的罗大佑，是不是更有境界？ 然而我是罗大佑的忠实歌迷，歌迷的意思就是对于自己喜欢的歌手并不分时间和场所。只不过歌迷的喜欢总是有其原因的。从一个歌迷的角度，看到媒体称罗大佑为“愤青”，不免想谈一点不同看法。“愤青”这样的词用来比喻王朔还算差强人意，用来比喻罗大佑就有些不类，在我的记忆里，罗大佑当年之所以能够盛行是由于他身居港台胸怀全国，他的文化批判精神以及批判之敏锐与犀利，还有他的反讽，使他引起许多同代人的共鸣，这种共鸣并非缘于青少年时代常见的对既存秩序的反叛，而是因为深深的忧患意识，这是罗大佑与“愤青”本质的区别。因此，我喜欢罗大佑《亚细亚的孤儿》、《爱人同志》，甚至会喜欢《皇后大道东》，如果说《光阴的故事》和《童年》还算包含了罗大佑自己说的“沧桑感”，那么，《野百合也有春天》这样的歌曲，我想还是留给张蔷这样的歌手唱吧。 无论如何，在工体与罗大佑一起发“少年狂”的日子不会太多，因此特别值得珍惜。“5·27”之后我们又开始新一轮期待，期待下一次相会罗大佑，当然我们还期待，下一次音响不会像今年“5·27”的工体那样摧残歌手以及观众的神经。 （北京青年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