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滩画报：王墨林新戏《荒原》 台北的“荒原”

　　台湾小剧场运动前辈王墨林编导的新戏《荒原》，主角是两个已过中年，各患痼疾，政治和社会理想都挫败了的男性角色。他们在分道扬镳多年之后重新聚首，在一间堆满了旧报纸的地下室里，对台湾80年代的激进左翼社会运动，以及夹在其中的他们的个人命运，进行执着的梳理。

　　2010年底前，我专程前往台北，看台湾小剧场运动前辈王墨林编导的新戏《荒原》。那时台北两厅院的“国家剧院”里，正上演取材自日本作家的文学作品，由英国剧团和日本演员合作演出的《春琴》。那是一部唯美、讲求好看的戏。正如所料，这种舞台美术场景和演员演技精致的戏，对于口味细腻的台北当代剧场观众来讲，颇能获得好口碑。但台北以拍戏剧、剧场照片著称的许斌，却给我发了更早前英国《卫报》（The Guardian）对这出戏的评论。《卫报》剧评家直接说，《春琴》的美艳有目共睹，“但这更像是在看一件奇异的东西，像是博物馆玻璃柜子里美丽而且非常昂贵的陈列品，你心怀敬佩，却不知它其实能干啥”。

　　那么，戏剧能拿来干什么？同在那个档期，从“国家剧院”侧面入口的实验剧场里，王墨林的新戏《荒原》，或正想处理这类问题。王墨林对这出戏高调宣称的自传意味，使《荒原》明显与《春琴》有着迥然不同的旨趣。它不是要“再现”或“展示/炫耀”什么，而是成为他自己直面公众的行动本身。这是编导做出来，想要跟观众倾诉，交流意义和价值观的戏。这种戏剧，将剧场当成了议题讨论和意义求索的场所。

　　这出戏由台湾著名演员李天柱和陈文彬主演，视觉艺术家陈界仁担任舞美设计。剧场里铺天盖地堆起来的旧报纸，为戏做了很好铺垫。现场我听到有政客自嘲，讲你们好狠，我们每天就是想把做的事情登上报纸，成为历史；但在你这戏里，历史到头来却不过是废纸一堆。

　　“1987年，我们以为一场战役起码会改变一点点生命的意义，戒严时生命恍若孤魂野鬼、彷徨无主，解严后生命像精虫乱窜，一直想找到一颗卵子附着在上面。但是一场战役下来，只是帮助了那些政客达到夺权的阳谋。一场革命被埋葬在这片死沉沉的土地，混杂着遗忘的记忆和躁动的欲望。”（《荒原》柱子台词）。戏中的柱子和阿彬是两个已过中年，各患痼疾，政治和社会理想都挫败了的男性角色。他们都曾在上世纪80年代台湾解严前后投身社会运动，但终于为台湾的政治问题所分裂。他们都曾有过相近的乌托邦理想，世事弄人，他们还是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这两个人算不上一块硬币的两面，但跑丢了一方，另一方的心路历程讲给谁听才会懂？他们在分道扬镳多年之后重新聚首，相濡以沫，要解决各自的精神救赎。他们在一间堆满了旧报纸的地下室里，对台湾80年代的激进左翼社会运动，以及夹在其中的他们的个人命运，进行执着的梳理，相互求取温暖。

　　王墨林不仅是这出戏背后的灵魂，他的自传宣称，“王墨林”还成为一名不在戏中，却在剧场里，在整出戏的内涵中的重要“角色”。他为剧场中的历史时空与剧场外的现实时空连接，提供了另一种生动的现场关联，带出层次微妙的戏剧性。观者满怀期待地要看“台湾反骨”王墨林，怎样演绎他身处历史消亡的边缘——他难以落实的政治理想和患绝症的身体，以及从这些经验中获得人世的知识和救赎。“王墨林”这个隐在背后的悲怆角色，更使这戏有某种逼人的“真人秀”的现实能量。戏剧一方面凝结于舞台之上，另一方面溢出剧场。

　　布莱希特期待的“间离”效果，在《荒原》中因“王墨林”的存在，而使观者能够轻易出离舞台剧场，做现实与剧场之间的往返。“王墨林”给我们的提示是，首先，在这样一出关于政治理想、挫折、消沉和寻找个人出路的戏里，执着于街头运动，还是加入参政党团，剧中人物的政治决择，在他们的个人命运中起了极重要的作用。其中大量涉及台湾左翼社会运动和政治变化的内容，突显出意识形态在社会进程中的巨大力量。《荒原》有一个“致台湾八零”的副题，事关台湾社运往事。但在我来看，戏中蕴含的政治性，不是对政治的清理，或者对当年意识形态或社会力量消长的辨析，而是在当下难以言说政治的时代里，硬来关联政治的个人举措。如此“政治化”地对待和铺陈命运，已在这个时代中，有了一份久违的热忱和能量。这让我们这里那种叫《资本·论》的戏，相较之下显得十分低俗和虚伪。

　　然后，在这出戏里，什么才能使那两个角色真正超越挫败，重新上路，或曰得到救赎？“王墨林”在将自己分身为二的戏剧游戏中，仍不能翻转命运。阿彬没有头绪，要回老家去安静地想一想，柱子则结果了自己的性命……“那个年代的记忆，每一段都变成了流离失所的幽灵，坠落在黑暗的深渊里，遗忘好像是必然的命运……”（《荒原》柱子的台词）。王墨林的戏剧中，总会重复这类暗淡伤感的呓语。然而，我以为《荒原》的意义在于，“王墨林”这个角色提供的强大隐喻——其实剧场可以是一场抵抗虚无的行动。柱子和阿彬被编导王墨林的人生领悟框死或局限，似乎抵抗乏力，救赎困难。但角色“王墨林”却眼看着能拉开架式，身体力行地做出一出戏来，在冠以所谓“国家”名头的台北剧场里，将那些失败了的对抗公然放大，形成他的政治剧场。

　　这里或许没有布莱希特希望通过间离对规律的揭示，但间离令“王墨林”这个人，能因为剧场，而跨越命运，再做一击。在这出戏中不断被提及的挫败感，不是走向灭亡的消极意味，相反地它展示了另一种力量：对抗在社会中的被淹没——以剧场展开个人对不愿随波逐流的权利要求。“我可有勇气？我可有勇气？总还有时间来把身上一块伤痕撩给人看，告诉他们说：这是我作为人生失败者的烙印，是的，我可有勇气来搅乱这个世界？”（《荒原》柱子的台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