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报：《三毛钱歌剧》 雅致光鲜的粗鄙

　　美国当代炙手可热的舞台导演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Wilson），有人说他是戏剧天才、神话人物，有人说他是江湖骗子、盲目的游泳者。当被问及他对自己的作品作何解释时，他说：“事实上，我真的不明白我自己的东西”，“我的作品对我来说是一个玄秘”。在柏林剧团《莱昂瑟与莱娜》（Leonce and Lena）的场刊（2003年）中，罗伯特·威尔逊写道：“如果事前已经清楚地知道要做什么，那么不做也罢。对某件事过于深信不疑，有时是很危险的。”我想，将威尔逊比作一个舞台的游泳者是合适的，但至少在《三毛钱歌剧》中，他不是盲目的。

　　在第三十九届（2011年）香港艺术节上，由他和安—克里斯汀·罗曼（Ann-Christin Rommen）联合执导、柏林剧团演出的《三毛钱歌剧》，在香港演艺学院歌剧院演出四场，剧场里经久不息的掌声，不仅仅是出于礼貌的表示，也充分地说明观众的认同与激赏。

　　《三毛钱歌剧》改编自约翰·盖伊（John Gay）的《乞丐歌剧》，是布莱希特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之一。1928年在柏林船坞剧院首演，此后长演不衰。上世纪七十年代前后，后现代主义弑父一代的戏剧家们，一再指责布氏戏剧中的“社会性观照”与“情节主线”的结构模式，然而无法阻止布氏戏剧不断地被搬上各国舞台。在经历了银行高管的群体性诈骗和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观众在全剧末尾，听到出自一个强盗之口的辩词：“抢劫一个银行怎能同开办一个银行相比？杀害一个人怎能同雇佣一个人相比！”观众在感同身受的同时，不能不佩服布莱希特的先见之明与博见精识。今天的戏剧，不一定非承担启蒙的重负不可，但像布莱希特关于“强盗本来是公民”一类的人文关怀，仍不失启蒙与启悟的意义。

　　在舞台演出中，全剧构图明晰，色彩单纯，对纯然抽象的几何图形的偏好，对包豪斯（Bauhaus）式简洁与功能性的倚重，处处不减威尔逊的个人色彩。由于采用布莱希特的文本，更由于有一位德国导演、两位戏剧文学顾问、一支出色的小型乐队和柏林剧团一众演技精湛的演员的通力合作，演出明显地带着表现主义戏剧那种刻意为之的形式美感与审美距离，也不难从表演者的身姿、手势、表情中窥见卡巴莱（Caburt）歌舞秀的痕迹。奇妙的是，所有这一切，均被威尔逊纳入说书人的叙述、幕前戏、情节主线的戏剧扮演、作为间离层面的歌唱等等的严整结构之中。

　　全剧设色大胆，对比鲜明。除珀莉小姐同尖刀麦基在马厩姑且成婚时身披白色婚纱外，其余角色的服饰均为灰、黑的冷调西服。主要人物脸部扑粉，近似歌舞伎演员水白粉敷脸的白面，在幽暗的灯光下显得异常耀眼，与几成剪影的群体角色构成层次分明的对比。

　　全剧行将结束时，尖刀麦基脖子套着绞索站在行刑架下，扮演丐帮帮主的约根·霍兹（Jurjen Holtz）恢复演员身份，直面观众说道：“尊敬的观众，我们准备就绪，尖刀麦基就要被绞死……但为了不让你们以为，我们同意这一规则，我们设想了另一种结局。”此时，从前台左侧快步走出一位“信使”，身披一袭极为怪异的、后摆逶迤拖地的红色长袍，其艳异张致，夸诞而虚妄。随着警察局长宣布：“女王在她的加冕典礼之际，命令释放麦基上尉”，并赠送他一座城堡和一万镑终身年金。在一片欢呼声中，一整幅猩红、奢华的古典式的丝绒大幕倏然从天而降。布莱希特在关于《〈三毛钱歌剧〉的排练说明》中写道：“如果骑马使者不以某种方式出现在舞台上，资产阶级文学就会降低为单纯描绘社会状态的水平”，故意作假的、可笑的结尾，一举两得，既是对警匪一家的资产阶级社会秩序的批判，也是对矫情造作的资产阶级传统歌剧的嘲讽。

　　全剧表演最出色的，不是扮演尖刀麦基或珀莉小姐的明星，而是扮演丐帮帮主皮丘姆、年近八旬的老演员约根·霍兹。皮丘姆统治着一个庞大的乞丐王国，将贫穷当作商品出售。他老成闲肆，身段柔软，在与警察局长布朗斗法时，语调平缓，不动声色，其威胁来自轻描淡写的话语后面利害关系的暗示上。在收取穷乞丐费尔希（乔治·齐万诺格鲁扮演）行乞许可的定金时，皮丘姆∕约根·霍兹、费尔希∕乔治·齐万诺格鲁一同僵立在舞台左侧，前者伸出胳臂，手心向上，后者伸出胳臂，手心向下，音响效果长时间传出金属钱币掉落钱罐时哗哗啦啦的撞击声，两人身体不断抖动……此刻，演员表演完全背弃了现实主义的似真性，两位人物的特定关系，从具体场景中剥离出来获得了独立的意义，成为一种表现性的舞台意象，一种剥削者与被剥削者漫画化的常规图式。演员在角色与角色的扮演之间灵动转换，在规定情境的真实体验与夸张、变形的肢体形态之间巧妙地滑动，使表演的间离，在强烈的主观性表现与细致的内心体验之间，获得微妙的平衡。

　　《三毛钱歌剧》以上一世纪二十年代的伦敦为背景，其人物不是盗贼、警察，就是妓女、乞丐。这是一个由金钱主宰一切，现实生活的一切方面——婚姻、友谊、肉体、灵魂——均可标价出售的社会，一个每时每刻都在产生罪恶并把公民变成罪犯的罪恶渊薮。与波特莱尔从虚幻的浮美国度夺路而逃、从病态中挤出美的“恶之花”不同，布莱希特将丑表现为丑、将恶表现为恶，只不过他认为小恶是大恶所致，并以此控诉逼良为娼、诱善作恶的社会。威尔逊将粗鄙表现为粗鄙，只不过他给粗鄙披上一件考究而怪异的外衣，让人认识到在雅致、光鲜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更为真实的平庸与粗鄙的世界，使资本罪恶这个陈旧命题，重新搅扰着深陷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当代观众。（文/林克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