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冰冰的加盟,以及《观音山》主打的叛逆青春的宣传定位,让“小众”艺术片在这个电影淡季大卖 |
导演李玉 |
制片人方励 |
新京报3月9日讯 近百场宣传活动,超过投资成本过半的宣发费用,两极分化的口碑争议。1200个拷贝投放量,2600万元的首周末票房。投资1200万元的李玉新作《观音山》在“倒春寒”的3月影市,成为目前关注度最高、话题性最多、票房最高的国产影片。
按照以往影市经验,业内人士之前对该片的票房“钱”景并不看好。但结果却是《观音山》实现了票房和关注度的双赢,除却影片本身质量有一定的保证外,该片在档期的选择、大片式的宣发规模等营销手段方面做出的成绩也受到关注,让这部定位为“具有艺术品位的商业片”成为艺术片成功运作的优秀案例。
成本 宣传成本超投资一半
据片方提供的数据,《观音山》在上映三天票房便获得了2600万元,而之前国内某知名电影公司给该片开出的总票房预测仅为700万元。有了艺术片在国内市场不吃香的前提,影片在宣发工作上大胆运用了“大片营销”的模式:在全国共做了79场宣传活动,走访十多个城市巡回宣传,营造了上百个宣传点,甚至投放了与大片规模相当的1200个拷贝。据影片总发行人高军透露,一般国产大片的宣发成本基本是控制在总投资的1/3,而《观音山》则高达700万左右,超出了影片1200万投资成本的一半,营销的阵势已经远远大于影片本身。同时,影片众主创的高度配合也是促使该片知名度不断升温的重要原因,“主创先后累倒了好几个,范冰冰(在线看影视作品)就是头一个累病的,整个宣发团队平均每天最多睡四个小时。”
档期 淡季厮杀躲过劲敌
对于这部映前并不被看好的影片,高军认为如此大规模的宣发成本投入,并不是“撞大运”,而是经过了细致的市场分析,而这其中最精准的便是对上映档期的选择,高军笑言“一部好影片找不到合适的档期,相当于一个好女孩嫁不到一个好老公”。
其实历年的3月档一直被视为影市的“倒春寒”,但也正因此,3月反而没有强势的影片上映,市场出现了很大的空当,而《观音山》选择在3月初上映,更是与有一定市场号召力的《刀见笑》和《洛杉矶之战》拉开两周多的时间,直接促成该片成为两周票房冠军的无悬念。
此外,该片营造出的关注度和话题性,也为影片赢得了更大的市场空间。据高军透露,《观音山》上映初始与引进片《关键第四号》的排片场次差不多,但是后来由于《观音山》的关注度更高,再加上不俗的上座率,因此出现了后来居上的局面,“已有不少影院提出追加拷贝,增加了排片场次,目前《观音山》的排片占到了市场的40%左右。”
定位 文艺片的商业卖相
导演李玉之前的作品一直被定位于艺术片范畴,票房最好的影片《苹果》也不过收益1500万元,但是此次《观音山》则摒弃以往对其“艺术片导演”的定位,打出“具有艺术品位的商业片”的营销理念,而事实证明,这一理念的运作十分成功。其实就影片本身来说,并没有讲述一个商业片的故事模式,但是在宣传上却找到了具有商业电影的全部卖相:明星、叛逆青春、亲情、友情和爱情。
此外高军分析,近年当观众看过了大量的恶搞喜剧之后,已经对此产生了审美疲劳,“现在很需要一些产生共鸣的、有营养的影片出来,在这个意义上《观音山》是一部有营养的电影,避免观众对‘恶搞成风’形成的一种腻烦心理。”
话题 利用口碑两极争议
“这才是应该票房过亿的电影!近年来难得的佳作。各位,《观音山》票房不过亿是我们的耻辱。”这是华语传媒大奖发起人、《时尚先生》执行主编钭江明在看完《观音山》后在微博上的留言,而该条微博可谓拉开了《观音山》“口碑争议大战”的序幕。在对该微博的近千条评论中,网友可谓有弹有赞,而且出现了口碑两极化的评价。赞的人称其是一部“难得佳作”,弹的人则毫不留情地大呼“垃圾”“炒作”。
利用“微时代”的网络传播手段已经不是新鲜之举,但是有的作品就这样“在骂声中倒下”,而《观音山》能够在争议中赢得不俗票房,高军认为“影片本身质量是关键”,“公众对一部作品产生争议说明对它的关注,但一上来就都说好却不见得是个好事,我们不仅不怕争议,反而希望能有更多的争议出来。但重要的是要看争议过后,主流争论口碑的发展,好的结果就是褒大于贬,而这点正是取决于影片本身的质量。”
■ 《观音山》背后的故事
《坝上街》促成相识
《观音山》的成功,不得不提到两个人,该片的制片人方励,以及影片导演李玉。方励本来从事的是科技行业,但他从小就喜欢文学和摄影,所以当2000年导演王超拿着自己的剧本《安阳婴儿》找到他时,他没多想就答应了。这之后,方励连续和王超、娄烨合作了几部影片,但“不能对剧本发表意见、没有调整剧本的权利”让他觉得没意思。
此时,在央视当纪录片导演的李玉把自己的房子和车抵押出去,拍摄了自己的处女作《今年夏天》,这个讲述女同性恋故事的电影没能公映。但李玉没有放弃,她为自己的第二部电影写了剧本《坝上街》,一个偶然的机会,方励读到了《坝上街》,认识了李玉。
当年《红颜》票房仅40万
方励与李玉一拍即合,很快拍出了影片《红颜》。这部投资500万元的影片曾入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把“新锐女导演”李玉一下子推到了中国观众面前。
《红颜》当年国内票房仅有40万元,之后二人合作、投资1100万元拍的《苹果》前后多次送审,上映后遭受争议,但还是收获了1500万元的票房。方励说这些年,他为电影砸了4000多万,但他心里清楚,市场不好时只要拍出有意思的东西就行。“现在市场好了,就要拍出好看叫座的电影,在小众和大众之间找平衡,《观音山》就是一次试探。”
他和她
方励自嘲“做电影志愿者快11年了”,他是中国电影最特殊的制片人之一。这位“劳雷工业”(一家服务于物理勘探和海洋科学调查的高科技仪器系统技术公司)的掌门人,拥有在国内行业中领先的业绩,误打误撞进了电影圈,拍6部片子禁了4部,4000多万元打了水漂,换了别人,也许早打了退堂鼓,但方励偏要“再往前蹚一步”。《苹果》上映3年后,和李玉又带来了《观音山》,“这就是一个试金石,我要探一探中国观众的眼光和承受力。”
生于1973年的李玉曾当过主持人、央视纪录片导演。转战电影界后,头三部作品题材皆敏感激烈,如今第四部的《观音山》却回归青春主题,李玉曾经的尖锐平缓了不少,她说,这或许和年龄有关。去年在东京国际电影节上,《观音山》夺得艺术贡献奖和最佳女主角两项大奖,有人说从中看到了爱和信念,但李玉说,《观音山》远不止这些,她想让观众感受一种新的观影体验,“希望每个人都能从中看到自己。”
起点对方
他 策划了李玉的导演之路
新京报:你和李玉为什么能合作这么久?
方励:我2001年就听说过李玉,但不认识她。和娄烨合作《颐和园》时,有一天她给我打电话打听一个法国公司,我们聊了十几分钟,她说她有一个剧本《坝上街》被毙了,后来我在飞机上一口气看完,觉得写的非常好。很快约在北京见了面,聊了个通宵,我当时觉得,这是个潜力股。
新京报:聊一次就能下这样的结论?
方励:只能说我对人超级敏感的,其实直到今天我也没看过《今年夏天》(李玉处女作)。反正她是新人,我也是新人,两人那就一块蹚吧,多大的事啊。我们观念一致,导演只负责艺术,投资是制片人的事。这两个工作,都能让人累得筋疲力尽,如果导演兼做制片人,那么电影肯定打折扣。《红颜》从构思到选景,只用了半个月,剧本都没有,就把景先选好了。
新京报:你一直参与剧本创作,这是你的爱好,还是出于制片人的职责?
方励:其实在做剧本阶段,我不是制片人,她也不是导演,我们都是编剧,这是个特别简单的工业流程。现在如果有人找我合作,我先问剧本在哪,如果没剧本,那么咱们是联合做编剧吗?这得说清,在剧本出来前,我没把你当导演。
新京报:那在和李玉合作的这三部电影当中,你扮演了什么角色?
方励:李玉的每一部电影,从《红颜》开始,都是精确策划过的,一个是电影项目的策划,一个是导演职业生涯的策划,我比她多走20年路,我很清楚她的位置在哪。《红颜》是她第一次驾驭一个完整的剧组,根本不可能用明星阵容,那会把人搅得焦头烂额。我一看,《红颜》的节奏、叙事、演员表演,都非常娴熟,下一个目标就马上给她全明星阵容,练人,但还得给她留空间,所以《苹果》是半商业半文艺。
她 需要方励做场面上的事
新京报:你好像与电影的“圈子”保持着距离。
李玉:对,我觉得适当的功利是好的,但我实在是学不会,有人常说我太不会做人了。对我来说,进入一个工业流程太痛苦,射手座嘛,极端热爱自由,不喜欢被束缚。
新京报:但总要有人替你去做场面上的事。
李玉:所以还有方励啊!(笑),但其实他也是个很有情怀的人。
新京报:方励一直参与剧本创作,你们俩有意见不同的地方怎么办?
李玉:其实方励不仅承担了制片人的角色,他对于电影的理解很深,甚至可以说很狂热。他的经历很复杂,这能滋生很多创意和想象力。就比如说片中扒火车这场戏,很多观众喜欢,但我根本没经历过,那完全是来自方励的成长经历,所以他提出后,大家都觉得特别新鲜。
新京报:方励说你的每步都经过规划,这符合你的意愿吗?
李玉:首先他不是把电影当生意,他在和我聊电影时是站在中国电影的现状上来谈问题,很中肯。我俩从故事的源头上就不断地磨合,当然也有一些想法不同的地方,但我俩从性格、能力上,都非常互补,方励是一个运筹帷幄的人,他负责社会资源,也很懂得用人,我们发挥各自特点就行了。
旅途创作
方励 商业片文艺片反着做
新京报:你做电影看重投资回报吗?
方励:当然看重,以前自己花钱,随心所欲,只求把电影做得像样。现在有了市场,我会邀请一些资本进来,我要对投资人负责,市场回报是很重要的。
新京报:为什么当年不要求李玉给你商业回报?
方励:第一要看市场是否成熟,有没有回报的可能性;第二是导演成熟到什么程度,可不可以做纯商业的电影。一个年轻导演还没完全建立自信心,你逼着她做商业电影,就是彻底毁掉她。我举个例子,不用我多说,大家都知道我在说谁,太可惜了,一个年轻导演,本来还有点小才华,全给淹没了。
新京报:那《红颜》和《苹果》赔的钱怎么办?
方励:《苹果》最后都是我赔的钱。当时拉了些朋友进来,最后我说我认了,把钱全都赔给人家了,不能坑朋友,我有一个朋友投了400万,后来都是我掏腰包还回去了。
新京报:那你将来做电影项目,走什么路子?
方励:特简单,如果是一个文艺片,我要拿它当商业片做,如果是一个商业片,我拿它当文艺片做。
新京报:在未来中国电影市场,这走得通吗?
方励:我一直相信,观众不只喜欢看进口大片,只不过我们一直没拿出好的国产片。《观音山》是个试金石,我测试了观众和市场承受能力。电影的未来不是大片,应该是中低成本电影的天下,中国充满了无数故事,中国人一定最想看的是身边的事。所谓大片,是毒害电影,人人都去搞大片,你把年轻导演挤到哪去了?一个电影就把全年票房的百分之几十给吸走了,这是伤害整个工业的。
李玉 我在表达中国的内核
新京报:相比过去的作品,《观音山》平和了很多。
李玉:坏了,我是在变老吗?(笑)很多人,包括欧洲一些影评人,都觉得我的步子迈得很大,像是从20岁一下子迈到50岁,步子大了容易扯着蛋。其实《苹果》和《红颜》的矛盾是针尖式的,就那么点儿事。但是《观音山》一开始就是扑面而来的青春气息,它的核心是命运冲突,所以这个电影的情绪最重要。
新京报:《观音山》有纪录片的影子,这是过去拍纪录片留下的习惯,还是刻意采用的影像风格?
李玉:都不是。其实纪录片让我学到的只是平等的态度。中国人拍电影喜欢“煞有介事”,仿佛这样拍才叫电影,其实肩扛的在好莱坞也很多,为什么我一肩扛,大家就都说像纪录片。
我拍《观音山》,是希望大家不会只有一种类型的电影可看。古装、武侠、搞笑又省事又容易通过,但我希望中国观众可以看到不同的东西。你把手给我,我带你走,而不是去依照以往的观影体验。
新京报:你一直关注边缘人群,不过以前《苹果》《红颜》的视角有些“奇情”。
李玉:过去我特意用“奇情”的方式,比如《苹果》里的强奸、《红颜》里的母子恋,有人觉得很奇怪,但其实生活中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只不过有些知识分子、公务员不相信。但有时候奇情最能表达普遍,我拍纪录片,看过太多的不一样,这种不一样,才是中国真正的内核,现代人的情感内核、社会内核。只不过我们平时的生活被保护起来,大家看不到这些。所以我现在很喜欢上微博。
启程下站
制片人 以后赚中产阶级的票房
新京报:据说《观音山》花了2500万(其中有1200万现金投入),你这次为什么有信心砸这么多的钱?
方励:一部电影如果成功,那么导演功劳最大,因为这是她才华的展现,如果失败,则是制片人的责任最大,因为他没把电影的基础打好。
中国在进步、中产阶级正在形成、年轻人品位在提高,太俗的套路已经看不下去,其实我们这次赌的就是对年轻中产阶级的信心。
新京报:但许多观众还是认为《观音山》文艺气质很重,不愿意去看。
方励:中国过去对商业片和文艺片的定义有个误区,文艺片本来就是商业片的一个类型,应该区分的是“作者电影”和“观众电影”,其实有大量观众喜欢看文艺片,但不喜欢看作者电影。
新京报:有评论说《观音山》达到了作者电影高度,用你的观点看,这话岂不很矛盾?
方励:确实矛盾。《观音山》的确让李玉收放自如,但它本质上是为观众拍的电影,它从策划开始,就对准了80后90后,在小众和大众间找到平衡点,所以从深圳保安区的打工仔,到北京的影评人,都会说它好。
新京报:《观音山》票房达到多少,才算成功?
方励:《观音山》打的就是中低成本电影的市场范本,票房能不能到1亿,我不知道,但应该不会赔钱。我觉得它只要起来,不落在几百万到一千万这个范畴,它就是成功,我们一开始从硬广投放、院线排期,努力的方向就是3000万到5000万,剩下的就是看市场的反应了。
导演 正在考虑拍韩寒的小说
新京报:有人说《观音山》像在废墟上重建。这部电影的核心主旨是什么?
李玉:《观音山》和《苹果》不一样,《苹果》是现代人生活的迷失,方向在哪里没有给。《观音山》则是现代人的找寻,它给出了找寻的方向,所以我一直叫它“现代人的漂流记”,你看到生命和爱情的漂流,它总的来说是有文艺情怀的。每个人都能从《观音山》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看到自己的青春,看到自己的过去和将来,它有一种更开放、奔放的情绪,这种情绪在现代社会里谁都有。
新京报:“观音山”这个片名有什么寓意?
李玉:“观音山”是成都的一个车站的名字。比如爱情、陌生人相遇,就像共同在这一站上车,幸运的是他们找到了彼此,找到了爱,可能下一站他们还会分散。这一站,就是《观音山》的主题,他们彼此相遇、彼此温暖。这个故事的结尾可能会让人伤心,但这个过程会让人温暖。
新京报:你和方励下一次会带来什么样的作品?
李玉:有句话我从来没对别人说过,《观音山》也许是我最后一部这种类型的电影,因为它真诚到让我太痛了,我觉得我不能这样。
张艾嘉拍完戏后也大病了一场。所以下一次拍电影,可能会轻松、幽默一点。我买了韩寒的一个小说,可能下一步会考虑开拍。我希望找到我第一次拍电影那样的状态,我喜欢这样。
本报记者 牛萌 孙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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