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好像影片最后常月琴的质问,“什么时候算早?什么时候算晚?”广义而言,李玉的《观音山》是对生命真相的一次质问,亦是对青春无悔的一次祭奠。张艾嘉饰演的中年寡母常月琴,无法在世俗的琐碎中找到慰藉,也无法在宗教的布道中得到释怀。她的死亡,成就了“质本洁来还洁去”的虚无主义。丧子(偶发的车祸),牵连出了影片的一个潜在母题——生命无常。
从天生边缘到后天边缘
商业电影,或者说类型电影;与文艺电影有一个立竿见影的区别。商业电影的剧情,可以一句话总概。这点,正是那些好莱坞大佬雇佣编剧的第一准则。反之,那些文艺电影的剧情,是任谁,任千言万语都拿不下来的。李玉的第四部剧情长片电影《观音山》就是这么一部夹杂着商业与文艺的电影。影片前半段,李玉以角色“肥皂”,作为带领观众入戏的着力点,建制整个故事的人物交代。如波浪般翻滚的一身膘肉,配以年少懵懂的不谙世事,使得这个角色的每每出场(出言),总逗得台下观众,笑声隆隆。那段,他为报复常月琴早起练功,故意将她的戏剧伴奏带偷换成成人录像带的戏,引得影院,爆笑一片。
随着人物的逐渐成形,渐行渐远,影片的故事性——或者说冲突,变得越来越少。摄影机好像幻化成了人物的内心念白,开始形式主义地宣泄角色的内心躁动。电子音乐,火车,韵律剪辑叠合自由剪辑,李玉在影片后半段的几处运镜,像极了娄烨电影的笔触。关于李玉与娄烨的比较,本文不做展开。因为没有了叙事,所以影片后半段出现了大量的视点镜头。两种视点(一个躁动,一个安静),两代人;一个青春,一个老年;李玉的《观音山》处处翻滚着张扬青春与迟暮孤独的对仗,遥遥相望。
从作者论的角度讲,《今年夏天》里的动物园饲养员刘小群,《苹果》里的高楼清洗工安坤,他们的家庭,他们的身世,他们的角色,他们一出场就是一种符号。《红颜》里的十岁男孩小勇,根本就是“天生边缘”的完美注释——她一出生便被生母的母亲送给他人,自己的命运完全地被他人所安排。这些人物,始终无法在李玉的电影里找到一个合适的栖身之所。他们漂泊、他们破碎、他们的符号语意变得更为纯粹。从这个意义上说,李玉试图在《观音山》中构建一种“诞生在主流家庭里的、后天的、人物主动的边缘化”。
出现在电影中的三个小混混以及寡母,他们本来都有一个还算圆满的家庭。范冰冰饰演的酒吧女歌手南风,为了决绝掉父亲的酗酒,离家出走。摩的男孩丁波,无法忍受父亲的二婚,离家出走。只有,那个家里开有小店,不愿人们叫他胖子的“肥皂”,似乎,一直无理由地被人欺负着。影片伊始,南风为他复仇的那场戏,很能说明问题。南风主动地用酒瓶砸了自己的脑袋,肥皂被动地在他人的怂恿下劝说南风罢手。直到他得知,自己的偶像迈克尔•杰克逊去世,才让他第一次主动地与他人干架。
他们甚至百无聊赖到用卧轨殉情来表达自己的内心情绪。于是,外部世界的喧嚣(派对、夜店、酒吧)更加反衬了他们的孤独。反而,他们却在乡间找到了相对的宁静。影片唯一出现的超现实镜头,正是发生在乡间——南风与丁波十指紧扣地潜躺在漂浮着微生物的池塘之中。他们的精神世界,开始重建——建庙。与此同时,常月琴的精神世界则是一地破碎(地震残骸),她的无力(在建庙途中,无力去支撑那根钟梁),导致她无法完成自我精神世界的修复。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李玉无数次地将人物安置在一个呈线性的,旅途之中。语意很明显,李玉是想利用电影术突出这些人物的困顿与迷茫。他们滞留在隧道的通风口之中(一块狭小的空间,正好容得下他们三个),他们停摆在长长的吊桥之中,他们站立在废墟与霓虹之上,他们游荡在城市与乡镇之间。他们的时光,他们的青春,他们的疼痛,就好像那盘卡壳的,正播放着《蓝莲花》的磁带——正穿过幽暗的岁月,正感到彷徨。理解的破灭,或者说虚无真相的亲眼目睹,让这三个年轻人在影片末尾的时候,一下子成长了起来。镜头不再躁动,安安稳稳地“目送”他们驶过大桥、驶过隧道,从银幕深处驶向银幕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