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钮承泽：我一定要参与华语电影王国的建立

　　见到钮承泽(在线看影视作品)，你马上会明白，《情非得已之生存之道》《艋舺》这些影片所散发出的那种饱满和浓郁，来自何方。

　　这实在是个太感性的人了。

　　昨日，首届快报读者电影节年度致敬之杰出电影人颁奖典礼前，钮承泽先接受本报记者专访。到了采访室，他东看看西瞧瞧，甚至在摄影记者还在准备镜头的时候，他就拿起他那款带着蓝色外壳的iPhone4拍起了记者。

　　先谈此次杭州之行，开口是“感动”二字：“今天早上我就非常感动，我们住在宝石山对面，早上我跟我监制黄志明去散步。走到山顶，我们突然发现山上一个没有遮蔽的空间，然后就突然看到一个没有遮挡的、冬天阳光下的西湖，伤春悲秋的我，于是就非常感动。”

　　来自杭州的遥远肯定让我感动

　　其实，钮承泽不是第一次来杭州，第一次是1996年。他说那个时候在西湖边跑步，人少很多，可以看到很多有意思的本地人：“一看就知道是本地人，我很清楚地记得一位老大爷看报纸，把报纸拿到离眼睛不到一厘米的地方在看，印象非常深刻。”边说他边拿起身边的电影节手册模仿那位老大爷。

　　记者：这次再来杭州，感觉不一样了吧？而且这次是来领快报颁发的年度致敬之杰出电影人奖项。

　　钮承泽：是，我第二次来是去年五一。那次就可以明显地看到，杭州的建设和改变。西湖弄得挺好的。可是多了很多很多的人，也可以看到过于人工化的细节。但这次我又很感动，在宝石山上，第一次站在一个高处，俯瞰西湖，看到一个千年不变的景色，我很喜欢苏东坡，于是当时就想着老苏千年前也很可能站在同样的地方，看着西湖。

　　这次来为了这个年度致敬，但其实我总觉得不太真切，我才导了两部影片。在没有任何预设的情况下，在杭州这么一个遥远的地方，有这么一帮人这么肯定你，这个事情还蛮新鲜，也蛮感动的。

　　记者：这次颁这个奖项，主要是因为《艋舺》。这部影片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钮承泽：如果说《情非得已之生存之道》是我前半场人生的总整理，《艋舺》就是我人生下半场的起点，意义非常大。希望可以带着这个经验和感受，迎接一件我一直在等待的事情。

　　这个事情，是我17岁时就在等待的。那时候我演了《小毕的故事》，我进入青春期，台湾电影进入衰败期。我很难再碰到那么好的电影，我就常常在想，好莱坞的演员为什么那么有尊严，后来我有了结论，他们有市场。但是当时台湾地区只有1800万人，怎么办。我后来想，不对，这个市场其实是10亿，当时整个中国是10亿人。经过了这么多年，华语电影王国也即将降临，在这个时间点上，我也终于进入中年，有了准备，可以为这个即将降临的国度好好做些事情。

　　记者：无论如何，这部影片拿了近3亿新台币的票房，成功了，虽然金马奖有些失落，但还是作为台湾地区代表参评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钮承泽：奥斯卡提名，入围再说吧，真能入围再高兴。对于奖项，要说官方说法，当然是说都是我们要拍心里面那个电影，好好工作，奖是很吊诡的，我们只是把好的电影做好，拍好电影。奖也是代表当届评审的口味，如果迷信一点，还说这有关你的运势。

　　但说实话，我还是在乎的。这届金马，我是失落的。但我不能讲，因为被期待要大气。我换个说法吧：在我心里有个小豆子，他很喜欢看书，但不喜欢看教科书。他看到朋友得到荣誉，他很羡慕，但他不希望像他朋友一样。有一天他长大了，他吃了很多苦，终于做了一件他认为很好的事情。他终于觉得他可以到台上，去接受这份荣耀，去光宗耀祖，但是没有发生，他很失落，其实这次我就这样子。

　　我一定要参与华语电影王国的建立

　　钮承泽有很强的使命感，他一直在强调一个概念，那就是东方好莱坞的崛起和华语电影王国的降临，他说他在17岁的时候就觉得这件事一定会来，他也一直在做准备，他期待这个王国，也要为建设这个王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而《艋舺》，就是起始。

　　记者：《艋舺》是否是个风向标，代表着台湾电影重新崛起？

　　钮承泽：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只能说台湾电影最坏的时刻已经过去了。以前是恶性循环，现在是良性循环的开始，一批想要和观众沟通，能够跟观众沟通的导演走出来了，但还是有很多不足，我不敢说局面打开了，但是我们现在有个很好的机会。2008年冒出一拨，《情非得已》《九降风》《囧男孩》《海角七号》，一部比一部卖得好，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观众都想跟观众沟通。很多人说这是昙花一现，但是2010年又出现了《艋舺》，今年会有魏德圣的《赛德克巴莱》，7亿台币规模；会有蔡岳勋的《痞子英雄》电影版，3亿台币投资。这些都没有大陆资金介入。还有我的片子会出来。我想都可以成为例子。

　　记者：对，2010年，大陆电影市场也达到102亿人民币的规模。

　　钮承泽：很高兴，但也有隐忧。这个数字很好，但是相当的“寡头”，题材相当狭窄。很多时候是加法，谁加谁加谁，就是一部影片。但大陆的观众成长非常快，他们知道：“唉，你少来这一套。”但也有一些好的，我就觉得《唐山大地震》很好。我看完，觉得在工业角度，这部非常好。对好莱坞，我一直认为，我们不应该同他们竞争科技，科技可以为我所用，但是我们还是要拍悠久的历史，人和人的感情，我觉得它走的是这个路子。

　　记者：刚才你说华语王国的建立，你也准备参与吗？是要合拍吗，是和周迅要合作的那部？

　　钮承泽：我希望下部是部合拍片，讲台北和北京的故事，有关爱，这方面我经验比较足，这两年感受也比较深。当然希望和周迅合作，她是我好朋友。其实，导演北上，很容易理解，哪里有市场，大家就往哪去。这尤其可以解释香港电影状态。对于 我个人来说，我是北京子弟。我是钮钴禄氏，满族，在台湾是外省人。

　　能感动观众的影片就是好影片

　　虽然是很多文艺小青年的偶像，不过钮承泽并不避讳反传统，就像谈到带他出道的侯孝贤，他明确表示自己不要做侯孝贤。

　　记者：从这两年，台湾的中生代导演的崛起，可不可以讲同之前的侯孝贤、杨德昌有所区别？

　　钮承泽：区别很大，侯孝贤对我如父如师，我非常爱他、尊敬他。我小时候发誓要做导演，自编自导自演，但当时我就知道，虽然我好喜欢侯孝贤，但是我不要做他。《艋舺》就是我要做的电影，观众跟着哭跟着笑，但是走的时候又带走点什么的电影。我从侯导身上获得了很多养分，但是我们不同，每个人应该拍出各自的时代，我们应该拍出自己的时代。我一直希望我们这代人，能够站在巨人肩膀上，不应该活在巨人阴影之中。

　　记者：你要拍的是商业片？

　　钮承泽：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我觉得一个导演，拍的影片能感动观众，就是好片。我的使命，就是拍大众电影。

　　记者：但你现在所拍，都和你自己相关，等这些东西拍完，你怎么办？

　　钮承泽：谁知道上帝什么时候把你手中那支笔收回去，人都有江郎才尽的那刻，谁知道？我也不知道。但我还没到，我还不是既得利益者，我很伤春悲秋，我很感性，我还有很多东西要说，但是那一刻我知道终归要来，到时候我可能做监制、种种花、看看书，但是我还有很多东西要拍。现在我的困扰是我最想拍和最有意义、最卖钱之间，要求取平衡。

　　我还是需要写实的基础。我举个例子，《艋舺》，他们片头片尾翻的围墙，从制作上肯定是他们拍的那个学校最省钱省事，但是那个围墙真的不符合我的想象，后来我坚持去我当年初中逃课时翻的那堵墙。这些事情听起来可能很白痴，但对文青而言，却非常的给力。其实，我也想要为我的青春致敬。其实，这也给我一种特别好的感觉，他们在墙上嬉闹，我在监视器前流泪。

　　我很寂寞很孤单

　　钮承泽并不避讳坦诚自己，就像他在《情非得已》中的一样。虽然他现在度过了人生低潮期，不过他说他依然寂寞，依然孤单，依然有很多欲望和劣根性。

　　记者：你很早进入这个圈子，现在有没有后悔过？

　　钮承泽：我觉得是命运的安排。4岁时外婆帮我洗澡，擦身体，问我你想不想演戏啊，我说想啊，她说，那你会哭会笑吗？我说会，我就笑啊哭啊。他们觉得我很厉害，问我怎么样才笑的，我说想到你给我买电动车，我就笑，于是后来我得到了人生第一辆电动车。那你为什么会哭呢？我说想到我妈死了，我就哭了啊，然后出去就被我妈打，说我咒她死，不孝。我外公是个将军，其实他觉得子孙演戏，有点败坏门风。我阿姨当时想当演员，他们就极力反对，但是到了我这里，就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觉得有个小孙子去演戏，也挺不赖的。就把这个消息放出去，9岁我就开始了演出。演了之后，没那么快乐，要讲很多讲不出口的台词啊，在很荒谬的情形下做很夸张的动作。我又有很害羞的一面。但是另一方面，又很想成为被注目的焦点。我念的是个管得非常严格、近乎虐待的私立小学。可以请假，这对我是个吸引，我妈会来陪我，对我也是一个吸引。

　　但演完《小毕》，台湾电影衰败，我就开始后悔。我妈说你要演的啊，现在我是多么感谢她，推着我一直往前走，现在我不后悔。

　　记者：拍《情非得已》的时候，你的爱人刚刚离你而去，现在你有没有新的考虑？

　　钮承泽：我真的常常寂寞。你是说我择偶的时间表？其实，到我这个年纪，你就知道，什么都是求不得的，它该发生，都会发生，我们能做的，不是求外面发生什么。能做的，就是和自己相处。其实，我现在还是渴望啊，欲望还是很强烈啊，我想成功，我想成为最厉害的导演，我想找个老婆生个孩子，有美满的性生活，年轻的时候，你追啊杀啊，但到了这个年纪，你就会知道，该发生的都会发生。

　　记者：那现在你的生活方式是？你普遍性的一天是怎么样的？

　　钮承泽：什么都接受的态度，骑骑车、爬爬山、看看书、喝喝红酒，可以欣然地面对生命中的一切，不管成功还是失败。普遍性的一天啊？如果是在拍戏，那就是起床就去片场。现在嘛，就是一面弄剧本，一面骑车、看看书、喝红酒。记者 冯泽 摄影 韩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