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无忌惮、目中无人、命运多艰，但是信守誓约、英勇善战，这些男女并非是面带微笑、彬彬有礼之辈；他们居住山洞、兽穴，性情暴躁。在法律软弱无力、政府腐败堕落而无法抑制残暴和压迫的时代，在公理遭到践踏、当权者站在恶人一边的时候，他们顽强地要求……一种正义。”——贝思飞，《民国时期的土匪》
土匪张麻子姜文带着弟兄弄翻了一列疾驶的火车。火车翻进河里，活口只剩两个，县长夫人和自称姓汤的“师爷”葛优。正去鹅城上任的马县长和一小队护卫士兵都淹死了。车上居然没有钱财。师爷说，钱都用来买官了，坐上了县长的交椅，才捞得回钱来。
张麻子不能让弟兄白忙活，他换上西装礼帽，胁迫着师爷、夫人，冒名顶替马县长上任鹅城。鹅城的恶霸黄四郎周润发上来就给了“新任县长”一个下马威，他要让这个外来的芝麻官知道，这个地盘他说了算。黄四郎没想到，这位县长跟他以前办掉的五位，不是一码事了。
姜文的新片《让子弹飞》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故事，不像他上一部电影，叫人难以用几句话概括。
2010年12月6日，这部电影在北京奥体中心办了首映式，3000观众笑声不断，甚至在放映当中鼓掌叫好。
《让子弹飞》的开头与结尾，姜文居然大胆地再次使用了日本作曲家久石让为《太阳照常升起》写的主题配乐，仿佛倒转时空——那部影片极为风格化，也是姜文最“掏心窝”的作品，有人特别喜爱，但也让许多观众遭遇了“似乎没看明白”的挫折感。这回的故事，“看不懂”倒是挺难。
“这些电影都是姜文的，是可以不割裂的。”姜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让子弹飞》改编自四川作家马识途的长篇小说《夜谭十记》里《盗官记》一节。是中戏教授史航推荐的。“当时想要找一个有人物有故事有意思的，他说这个最像。”姜文把小说里的1930年代前推到民国八年（1919）北洋时期。
“我一直想拍北洋时期。北洋可以做一个大的舞台，像美国人拍西部片那样。”姜文说，“北洋时期很有意思，那种华洋混杂、思想解放，包括刚脱离了封建统治时人的那种疯狂兴奋状态。所以五四运动是那个时期出来的，鲁迅也是。”
编剧中最年轻的危笑，是2004年从中戏导演系毕业的“80后”，在影片里扮演土匪里最小的“老七”。他的形容更直接：“北洋这个空间我们觉得最爽——14年换了26个总统，下边得乱成什么样？”于是电影里的鹅城，民国成立八年，已经换了51任县长；葛优扮演的老汤查了一回账，回来告诉张麻子，前任已经把税收到了90年以后，“也就是西历2010年”。“姜文气息”仍然无比明显地充斥着《让子弹飞》：镜头切换迅速干脆、目不暇接；你还来不及仔细体味一个局势变化，下一个变化已经来了。情节推进几乎是“压迫式”的。姜文喜欢有劲的语言和词汇，曾经有人说他的“太阳”是“丧心病狂的改编”，他喜欢这样的形容，就记住了。《让子弹飞》里，人物的语言、声画的语言，推动着故事疾速行进。
危笑说姜文不喜欢在已有的兴奋点上延长下去，而更喜欢“戛然而止”。这样的速度之下，姜文对人物身份、行为的合理性进行了一次次“收拾”，剧本创作阶段，他的工作室里堆了大量北洋时期的图片、资料，包括对四川袍哥、土匪的研究。
张麻子希望将来能把义子“六子”送去留洋，东洋三年，西洋三年，南洋三年。那一场戏如同《教父》中的马龙·白兰度和阿尔·帕西诺的经典一幕，“你要成为这样的人……”东洋西洋南洋北洋，这八个字已经概括了世界。“这是跟过蔡锷的一个手枪队长，对世界的理解。你说这是他想要新鲜的文化呢还是他完全不了解新鲜的文化，都可以。”危笑说。
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姜文口中的“我”，在这一刻是他自己，这部电影的导演和编剧，下一刻随时就是电影里的张麻子。
去现场的路上，为了让姜文休息，制片组准备了一张床。一辆大的考斯特里，几个大积木拼一起上边铺个床垫，晃晃悠悠。他有时候靠床边有时候盘腿坐，有时候即使闭着眼，突然冒出一句话，肯定是戏的事。
这种状态与姜文在电影里扮演的土匪张麻子如出一辙，神经永远紧绷，没有片刻歇息。
姜文曾把电影比作酒。“‘太阳’可能是度数更高的酒，不是一般超市里能买到的。”危笑说，“‘子弹’是更容易入口的酒，姜文依然保持了这个酒的独特性，不是矿泉水，不是可乐，不是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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