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中国影视编剧塘栖雅集 编剧地位三级跳

　　“为什么你们都来问我，你们去采他们才对呀！”今年4月，电视剧《风语》新闻发布会现场，编剧麦家被记者团团围住，他指着旁边的主演胡军、郭晓冬，力图摆脱记者们的纠缠。

　　10月26日，号称“电视剧第一股”的华策影视正式挂牌上市，成为第二家上市的影视制作公司，直接催生了众多财富新贵，股东名单上，刘恒、邹静之两位明星编剧位列其中，他们持有的华策股份价值已经过千万元。

　　名望、财富、地位，中国一线影视编剧再次引发公众强烈关注，他们的身影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镁光灯前和红地毯上，但他们的内心并不安宁。《茶馆》编剧叶广芩不久前参加了一个电视剧颁奖活动，她坐在角落里，周围都是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明星，她上去领奖时，台下的灯光晃着她的眼睛，但是她像一颗黯淡的石头，晃不了台下众“娱记”的眼睛。

　　“说的通俗一点，我们都是追求功名的人，我们都是追求文明的人，我们对功名的追求使我们受累了。”刘恒一声叹息。

　　编剧地位三级跳

　　11月的杭州，温暖而湿润。良渚荷塘边上“第二届中国影视编剧雁栖雅集”的会场，人头涌动。来自各地的编剧齐聚一堂。“今年像这样的编剧聚会，我已经参加好几次了。”一位编剧指着会场对记者说。“以前影视圈里，不是导演会，就是制片人会，哪有编剧什么事？但今年不一样了。”

　　塘栖雅集的活动策划人、浙江影视集团文学策划部主任王群力对记者表示，编剧在这个产业一直很重要，但长久以来都得不到重视。“现在应该给予他们创作更多肯定了。浙江之所以连续两年举办这个活动，也是想让编剧感受到浙江影视集团对编剧的尊重和重视。”

　　“今年不一样了”直接反映到市场上就是很多影视公司开始狂热签编剧。著名制片人郁康淳对记者说，“像龚应恬、钱林森这些名编，我前年就签下了，但今年就有别的公司偷偷来找他们，但价钱已不是当年的价了。现在电视台也逐步认识到一个好剧本的重要性，他们在买剧时也更加重视剧本，这也让制片公司开始紧抓编剧。今年开始，抢签编剧的事情越来越多。”

　　很多影视公司想通过笼络编剧力量，抢占上游创作资源，从而完成对项目的掌控，甚至以此来影响行业。“就像华策影视，刘恒和邹静之和他们签了五年的约，这不仅仅是部头约，而是长期约。麦家也和他们签了五年，以后麦家的剧本都由华策来投资。控制了一流的编剧，等于控制了一流的项目，别人想投就只能跟投了。”一位制片人对记者说。

　　王群力坦言举办这种会议也有积累编剧资源的考虑：“积累编剧资源，有点像房地产商买地，先有地才能盖楼。有了编剧，项目才能展开。”但他也指出，与编剧合作，并不能简单许以商业利益，最主要的是要尊重他们的创作价值和创作规律。

　　随着制作公司对编剧的重视，编剧的身价也水涨船高。不过随着媒体对金牌编剧身价暴涨的炒作，让很多人对编剧的生存状态有了很多不切实际的幻想。80后编剧马广源讲了一个故事，他在去年北京广博会场外看到一个文学爱好者一边拿一个板子，上面全是剧本，一边举了一块白布写着“您想要什么我就能写什么”。“今年8月份广博会，我看到他又来了，在那儿徘徊，因为他进不去。我过去看他到底写着什么。他主打的一个剧本是《鳗鱼人》，为了吸引人真买了一个鱼缸，他自称这是一部一定能获奖的电影。我很想看一下这个剧本，他说对不起不能看，而且30万不讲价。”

　　这荒诞而滑稽的一幕其实是外界社会对编剧生存环境的误读。据了解，目前国内一线编剧最高能拿到15万元一集的酬劳，二线编剧报酬只在2万元到4万元，三线小编剧稿酬只有三四千元一集。至于之前有媒体爆炒的“10万元俱乐部”（高满堂、邹静之、张永琛、王宛平、王海令鸟、海岩和六六一集稿酬10万元），高满堂予以直接否认。而且，绝大多数编剧依然处于低稿酬、对作品没有话语权和无法保有版权的尴尬境地。王宛平曾抱怨：“虽然大家都说‘编剧为王’，我觉得现在的电视剧还是‘演员为王’。”

　　高满堂对编剧的身价暴涨不无担忧，他觉得应该回归理性。“我觉得中国电视剧的编剧地位，够可以了。但是一、二线编剧，稿酬价格要是再提高，投资方承受不了，成本加大，买方能不能承受是个问题。我建议大家别追求稿酬，今天15万，明天20万，当下一部不行的时候，自然降到10万元。编剧永远都要靠作品说话。”

　　一线编剧地位的提升，除了日益高涨的维权意识，还体现在有一部分已经转型为版权主体甚至制作人、投资者。例如汪海林、石康等发起创立的喜多瑞公司，目前该公司除了20位大牌编剧股东，旗下还有编剧经济公司，签有40余位编剧，编剧总数达60余人。“每个编剧的情况都不同。资深编剧到处有人抢，新编剧却往往没有活干。”汪海林说，“在喜多瑞，这一状况可以得到有效平衡。”

　　左手文学，右手剧本

　　除了名誉和财富过度曝光，困扰编剧更多的还是艺术和商业之间的艰难抉择。尤其是对很多之前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来说，文学和影视剧之间那条细细的红线，时常挑动着他们的敏感神经。这也是今年塘栖雅集上编剧们讨论的热点之一。

　　“我写小说出身，当时改行做影视，第一个感觉就是堕落了。”赵冬苓说。首届鲁迅文学奖的获得者东西也对自己的“堕落”很感慨：“现在写短篇小说根本看不到出路，出版不了只能发发杂志。”东西早几年做起了编剧，把自己的长篇小说改成剧本，“我现在是左手小说，右手编剧。靠编剧来维持生活，维持小说创作。”

　　“堕落感”很大程度并非来自商业，而是远离文字创作后的负罪感，以及对编剧工作的实际体会。“小说创作靠的是天赋和灵感，如何组织文字谁也教不了你，但做编剧不一样。”茅盾文学奖得主、著名编剧麦家指着记者说，“编剧就是个技术活，我教你一年，你就可以成为熟练编剧。但你要是天赋不够，一辈子也成不了作家。”

　　“小说是一个人写一个人读，而影视剧是一群人创作给另一群人看。”老牌编剧朱苏进说。80后编剧马广源也坦言，像他们这样刚入行的新手，受限就很多。“很多人现在拿电影当快餐做，很多投资方说我们现在就是有钱，就是要投，你马上拿一个本子来，下个月就开机了，这个我们就蒙了，因为很多刚出来的小编剧在资方面前根本没有话语权。”

　　这种无奈不光发生在新编剧身上，一些成名的老编剧也感同身受。

　　王宛平在《金婚》之后又创作了“ 金婚2” ， 她对这种“ 重复劳动” 感到十分痛苦。“我们不是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很多时候还需要考虑一些情感上的东西，比如和导演关系挺好的，你有时候就要咬着牙写。这是特别痛苦的事情。”她无奈地说，“一个编剧，一个作者，肯定想写新鲜的、能给自己带来写作快乐的东西，重复自己以前的成就或者重复别人，比模仿别人更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