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纪念曹禺先生，最好的办法，就是排一出《曹禺》。
曾经在围脖里说过，这年头，文学速朽时评永恒。这话的意思不是因为自己现在写写时评就觉得时评有多牛逼，而是说，这实在是一块神奇的土地，这块土地本身的想象力已经在某种意义上超过了一个作家所能够做到的和能够达到的一切。感谢历史，感谢国家。
坦率的说，不管曹禺先生的戏剧作品如何精彩，如何与西方经典一脉相承，又凸显出中国味道，我今天看他作品的兴趣远远没有看一出《曹禺》来的真切。原因不复杂，什么样的戏剧能比得上一个天才一个世纪的遭遇呢，而且又是这样一个诡谲，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世纪。什么样的苦难描写能及得上国人在这个世纪所承受的种种悲剧呢，战争，饥荒，疯狂，压抑，财富，炫耀，仇恨……
甚至，我觉得相较于其他作家，曹禺更有一种典型意义。这个典型意义在于，作为不世出的天才型艺术家，他始终充满了对自己的疑惑，自觉用一种更权威的，更“正确”的声音引导自己的创作。这也使得他的作品具有多种演绎维度，而越往后，越成为单一的宣传。有研究指出，曹禺先生实际上早在建国前就已经陷入了某种瓶颈，究其原因，这在我这一外行看来，未尝不是“声音”压倒“天才”的结果，当然，也要承认，这种变化是他“自愿”发生的。这就对我们理解时代提供了一个样本：可能，早年的曹禺先生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真正的伟大之处，而当他意识到宏大叙事的声音对自己的伤害之时，一切又都无可挽回了。
学过现当代文学史的人都知道有个概念，曹禺现象。这个概念是说，曹禺的创作一开始就几乎达到了顶峰，一个大学生的戏剧创作习作一下子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戏剧的巅峰之作，不过后来，作者的创作并没有突破自己曾经取得的辉煌，反而是走了下坡路，甚至达不到正常的艺术水准。人们也都清楚，曹禺现象不仅仅属于曹禺一个人，在中国大陆，与曹禺共同命运共同遭遇的，还有路翎、沈从文等等作家、艺术家。
不过，细观曹禺先生，与路翎被关进监狱、沈从文被迫放弃文学创作不同之处在于，除去文革那段时间，他还是有限度的保有了创作的权力。进入历史新时期后，依然有作品不断问世，但是那些作品，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恐怕只剩下史料价值了。对此，曹禺先生在生前可能也有所认识。梁秉堃先生曾经撰文记载了曹禺先生一段故事，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来华，在北京人艺执导他的名作《推销员之死》。曹禺先生请他到家里做客。在吃饭之时，曹禺拿出画家黄永玉写来的信，请让英若诚一句一字地翻译给了阿瑟•米勒听，黄永玉在信里说：
“你是我的极尊敬的前辈，所以我对你要严！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了伟大的灵通宝玉，你为势位所误！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流，你泥溷于在不情愿的艺术创作中，像晚上喝了浓茶清醒于混沌之中，命题不巩固，不缜密，演绎、分析得不透彻。过去数不尽的精妙的休止符、节拍、冷热、快慢的安排，那一箩一筐的隽语都消失了。谁也不说不好。总是‘高！’‘好！’这些称颂虽迷惑不了你，但混乱了你，作践了你。……”
也许，那些百年间被作践的，人人都可以排一出戏。一个个的人的命运堆积起来，才是这个国家百年中真实的命运。第一出，就从这个戏剧天才曹禺开始吧。
谢勇（作家，大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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