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 周志强：灾难叙事下的泡沫情感

　　看完《唐山大地震》，我吃惊地发现，许多从洗手间出来的人眼部都湿漉漉的。流泪，成为对这部电影最好的一种认可仪式。从母亲撕心裂肺的哭喊到惊天动地的一跪，从女儿沉默不语地离开到最后歇斯底里的悔恨，这部电影成功地感染了无数观众，并由此构建起中国电影灾难叙事的新地标。

　　有趣的是，本片尚未上映时许多人期待的视觉盛宴，在影片中只有短短两三分钟，冯小刚充满信心构设的却是一个道德感极强的情感故事，让观众沉浸在泪水浸泡的光影之中。在这里，这部影片拥有了强大的情感震撼力:一方面电影的现场感极强，地震瞬间的地动山摇与人类的彷徨无助营造了一种苍茫悲悯的情感氛围；另一方面，纠缠在血缘伦理与道德良心之间的三十余年岁月，让我们看到人的一辈子如何在几十秒之内被宿命般地抽空，变成记忆的空壳，从而造就了影片难以说清的虚无感。在本片的结尾，冯小刚让一个老人骑车在漫长的遇难者纪念墙下滑过。这时，充满热情的人生在冰冷的名字前面变得飘飘荡荡，冰冷麻木的寂灭感受油然而生。

　　显然，冯小刚极力发挥电影制造现场感的功能，把人们带到灾难事件与心理事件发生的瞬间去亲历想象中的“唐山大地震”。一方面，这部电影去除了中国影像文化中灾难叙事的泛政治化色彩；另一方面，这部电影又无形中用一种符号化的、甚至可以说是泡沫化的情感遮蔽了一部电影应该有的那种责任感。就前者而言，冯小刚让人们耳目一新，终于可以用自己的心灵来体验中国的大型天灾；但就后者而言，冯小刚则巧妙地绕过了地震天灾的社会化内涵，使之成为可以赚取眼泪的“感情事件”。

　　在这里，冯小刚把发生于现实中的地震变成了发生于内心世界的地震，把真实的历史灾难变成了人们搜寻地震心灵震撼的场所。

　　也就是说，在《唐山大地震》中，我们领悟到了“感恩”、“关怀”、“宽容”这种抽象的伟大，却感受不到这场自然灾害所造就的社会性的灾难。以至于按照这个电影的逻辑，唐山大地震无外乎就是“彗星撞地球”，也就没有必要发生在1976年那个特殊的政治时期，没有必要置身于中国社会不同的族群阶层之中。简言之，《唐山大地震》是发生在现代银幕消费之中的事件。

　　有趣的是，冯小刚不断强调《唐山大地震》的情感启蒙与道德教育价值，乃至于把它作为一个衡量当下人们道德意识水平高下的标尺。在这里，冯小刚可以自信地用他的道德来威胁任何批评者，仿佛不喜欢这部电影就是没有道德良心。他忘记了，当他自己把一个几十万人罹难的事件作为一个洋洋得意的情感童话来进行讲解时，也就同时把这场灾难洗净漂白，变成了人们可以在酒足饭饱之后轻飘飘地谈论人生无常、珍爱生命的话题。

　　事实上，揭开这部电影身上的神圣的道德光环，也就不难意识到，对于泪水的需要，正如对于笑声的需要一样，是冯小刚电影不可或缺的因素而已。在《非诚勿扰》中，主人公告别日本时说，“我不缺钱，缺的是朋友”，然后就潸然泪下。在《唐山大地震》中，哭声发生于天灾、人死、亲人相见、墓前悔恨的高潮时刻，不过很多桥段都是言情文学的变种，过于类型化，无甚新意。事实上，“潸然泪下”只不过是中产阶级生活中奇妙的感情调味品——只需要感情的起伏变化，不需要思考的跌宕起伏；只需要用泪水来激发道德自慰，而不是反思和批判社会矛盾与纠葛。

　　不妨说，冯小刚电影的特点之一乃在于，他总是把“感情”当做非现实化的东西进行叙述。从这个意义说，一部悲从中来的《唐山大地震》与笑意盈盈的《非诚勿扰》乃是同一个故事的两个不同版本。在《非诚勿扰》中，当那个在自嘲中得意洋洋的海归在教堂中跪地祈祷，叙述自己的原罪，以此求得神的谅解的时候，他的讲述无外乎是恶作剧般的快乐；而他流泪悲伤的，则是对一个女孩子的无意伤害。在冯小刚电影中，主人公们处在一种“情感惊吓”的模式中：永远是一次道德觉醒而后感动得稀里哗啦。

　　显然，在这个意义上说，《唐山大地震》乃是用情感童话的逻辑和道德话语的神圣绑架了我们的体验。事实上，冯小刚电影正是用处处讲述“现实感情”的方式，让人们的感情漂浮在对感情的奢侈性想象之中——治疗大地震创伤的是中国式的情感需要和富足安逸的美满生活，韩剧般的泡沫情感通过历史的悲剧升华成了令人回味的感动和大团圆的美满。对冯小刚来说，“感情”看上去就是像童话一样美丽或者凄美的领悟，而不是与人们生活的艰辛焦灼及工作的劳苦酸涩相关的东西。

    作者：周志强(系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