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传奇》：直面敏感话题 讲述健在的历史

　　“他还是一个老问题，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看到他用正剧的方法讲一个故事。”这是编剧芦苇眼里的贾樟柯。等待看小贾正剧的人这一回还是要失望，因为《海上传奇》依然太“贾樟柯”了，以至于你完全可以忽略这部影片的世博宣传背景——它仍是一部满布导演烙印的影片——第八部贾樟柯长片。

　　“几乎所有当代中国面临的问题，都可以在历史深处找到原因；几乎所有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人物，都和上海发生过关系。”这话出自《海上传奇》的导演阐述。在将近3年的时间里，贾樟柯走访了100多位采访对象，或草根，或名门，最终由1个人的动感舞姿和17个人的安静讲述构成了这部新片。

　　《二十四城记》之后，贾樟柯又一次选择口述，为一座城市打开记忆。不同于上一次角色扮演的伪纪录，这一回他追溯到往事的源头，摄影机前的每一个口述对象，都是身处记忆腹地的当事人。从陈丹青的文革回忆开篇，杨杏佛之子杨小佛、杜月笙之女杜美如、曾国藩曾外孙女张心漪、费穆之女费明仪、上官云珠之子韦然等名门之后，先后走到镜头前，讲述自己的家族往事和上海记忆。

　　作为一部获得公映的“纪录”影片，《海上传奇》直面了诸多敏感话题：安东尼奥尼来华拍摄《中国》后遭遇批判、上官云珠在文革期间不堪迫害跳楼自杀等等。在当下语境中，影片最大的勇气，是以相当的篇幅，围绕1949年这个关键节点，正视内战离乱，重新审视昔年国共。

　　《红柿子》这部台湾电影作为片段出现在《海上传奇》中。片中，外婆总是忘不了当年逃难时河南老家结满果子的柿子树，妈妈为家中生计不停奔走，爸爸则在阳明山兵棋推演反攻大陆。这部自传色彩浓厚的影片出自导演王童之手，其父为内战时期国民党第四兵团总司令王仲廉。如果《海上传奇》只是醉心于打历史敏感地带的擦边球，那么它一定不是一部完整意义上的贾樟柯电影。当王童在贾樟柯的镜头前沉浸于回忆中时，现场突然响起了手机铃声，老人的记忆被打断，他四下环顾，问了一句“这是谁的手机”，就再也没开口。

　　类似这样反叙事、风格化的导演元素，在片中屡见不鲜：贾樟柯会让睡狮沉闷的低吼作为画外音反复出现；他也会用当下码头工人扛包前行的段落，讲述上海近代开埠的发端；当然，还是不能没有赵涛——尽管这一次，她没有台词，穿梭于各种气候的上海天空下，只是“一个没有着落的游魂”（贾樟柯语）。

　　在贾樟柯用自己的方式向影坛前辈侯孝贤、韦伟（《小城之春》饰演周玉纹）、潘迪华致敬，并且完成他们各自的讲述后，《海上传奇》在上海著名股民“杨百万”——杨怀定这里走到了尾声，为影片打下句点的，是80后代表韩寒。在片尾，赛车手韩寒对着镜头说：有一天，等我拿了很多很多冠军以后，我会告诉人们——其实我是一个作家。在贾樟柯看来，这位特立独行的年轻人拒绝被命名，他愿意享有更多的可能性。杨百万是上海这座城市的财富梦，韩寒是这座城市的自由梦。

　　财富和自由，是当下很多中国人内心的现实追求。盘活了电影这门也是生意的艺术之后，作为艺术家的贾樟柯，事实上完全接近或者已经实现了世俗意义上的这两大目标。他比动辄得咎的田凯谋们要幸福，因为无论他拍什么，总有一堆郑重其事、认真面对的铁杆粉丝，他们不厌其烦地在他的个人表达里寻找共鸣，追问意义。

　　不管你是否接受，贾樟柯作品都是国际影坛了解当下中国最不可或缺的影像标本。对于他来说，惟一的寂寞也许只是票房。

　　《海上传奇》依然和此前所有的贾樟柯作品一样，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辗转于变革中的人。“我的镜头十几年没有离开变革，却从没用类型去表现。不是说类型化不好，而是我担心这样会将现实简单化，我们生活的时代太复杂太复杂了，我想用一种独特的电影方法，来呈现这个时代的独特性和复杂性。”下一次，贾樟柯将启用明星阵容和大制作，讲述他眼里近代中国变革的起点：晚清。那部电影叫《在清朝》。

　　“他要是一辈子拍《小武》，会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导演。”这也是芦苇眼里的贾樟柯。——深以为然，只是，这绝无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