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女派”制片人李烈 我一定要比导演冷酷

[提要]　“做为一个监制，我一定要比导演冷酷”，在《艋舺》的拍摄片场，李烈有着自己的坚持，为了顺利完成电影，她与钮承泽“吵架就像家常便饭一样”，李烈也为《艋舺》制定了一系列的营销策略，这一切，都是为了做出一部真正的台湾商业电影！ [我来说两句] [返回《艋舺》专题]

　　“台湾电影需要一部真正的商业电影”

　　李烈与钮承泽在08年金钟奖典礼上的偶遇，促成了《艋舺》这个已经酝酿近四年的计划重新启动，“我们最开始就是在一起一边抽烟一边聊天，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是有个直觉吧，感觉做《艋舺》的时机到了。当时台湾电影开始正在往上爬，观众开始重新去看台湾电影了，《艋舺》是很适合做成商业电影的题材，我就跟豆导说，台湾电影需要一部真正的商业电影。他就把剧本重新拿出来，继续讨论，决定做了。”

　　此时的李烈，正在享受着自己第一部制作的电影《囧男孩》带来的喜悦，这部电影台湾本土票房卖到了3600万新台币。当搜狐娱乐问起李烈制作《囧男孩》的这段经历时，她说“《囧男孩》如果收不回投资，我就得去出外打工了。”李烈话里所说的打工，就是指去演戏，八十年代时的李烈是台湾连续剧的“当红玉女”，《一剪梅》的万秋玲，《含羞草》的范家慧这些角色家喻户晓，而拍戏对李烈来说，早已不愿再去重复，“演来演去都是同样的角色”，所以再次进入演艺圈的李烈把自己锁定在制作人的角色。

　　　　“《艋舺》那就要试试破掉这个狭隘”

　　早在去年11月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青年影像论坛上，李烈就曾与搜狐娱乐谈起过《艋舺》，在她的眼里，“我比较喜欢有自己想法的，不跟着别人走的，我喜欢拍不同类型的片子。像《囧男孩》跟我正在监制的《艋舺》基本就是非常南辕北辙两个题材的电影。期望《艋舺》在商业之中能够走出一条不同的路来。”

　　李烈心中对商业片的定位，“不是指向削弱故事的精神内核，或者墨守成规，我商业片的范畴很广，好卖片的片子都是商业片，《悲情城市》的票房也是非常好，就是我心中的优质商业片。我的标准就是电影只有好看跟不好看，我拍电影为了自己的判断，而不是别人眼中的高不高级。我觉得正是这种狭隘曾经打散了独树一帜的台湾电影，《囧男孩》是我想要试试台湾电影究竟能不能活，而到了《艋舺》那就要试试破掉这个狭隘。”

　　“吵架就像家常便饭一样”

　　《囧男孩》的经历让李烈对电影制作有了很大的了解，“其实《囧男孩》的成功对我做《艋舺》的判断有一个很大的帮助，《囧男孩》原本计划用1200万拍完，后来也出现超支了，因为我是一个很要求品质的制片人，电影要求品质，就要花钱。《囧男孩》时我自己下了一些判断，就是要让戏更好更精致，一定会超出预算的，后来也证明我的判断是对，这个经验让我在做《艋舺》的时候，什么东西要花钱，我就给他花下去。”

   李烈在在电影拍摄时很好的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做为一个监制，我一定要比导演冷酷。”从电影确定档期到电影开拍，李烈坦承自己压力很大，“拍这个电影时，监制和导演的压力是最大的，我就是帮助豆导把电影拍好，我们两个都要求戏好，要品质好，但我们还要有预算的考量。很怕交不出片，每天压力很大，跟时间赛跑，电影是个很精致的绣花的功夫，快了东西就粗糙。他希望把戏弄到最好，但为了赶档期，我每天都会催他，所以这也是我跟导演争执的一个重要因素，吵架就像家常便饭一样。”

　　在片场的辛苦，令李烈颇为难忘。吃饭、租借的机器、底片费，所有的东西都要钱，作为制片都要操心， “我会尽量达到导演的要求，但是那些要求是要在控制内的。”李烈也有一个底线，“对我来讲，没有别的要求，因为档期已经排好，必须春节档交出片子来，其他的我都可以支持你，但没有人可以打破这个时间。”正是这些辛苦和坚持，在影片的杀青宴上，情绪激动的李烈泪洒当场。

   在电影结束拍摄后，进入剪辑阶段，李烈与钮承泽又进入了下一轮的争执，“我们第一次剪出来的片子，其实很长，因为那是导演的作品，他会觉得每一个画面都很珍贵，他都想要，而对于制片人来说，片子这么长，戏院一定不会要的。我就必须考虑商业考量的东西，跟导演有很多的争执，有很多的争吵，哪些戏需要留下来，哪些需要剪掉，肯定有很多摩擦。”

　　“把这个片当成好莱坞电影来操作”

   《艋舺》终于顺利上映后，李烈依然忙到不行，跑宣传，斗盗版，去香港参加影展，在接受我们采访时，李烈甚至有些咳嗽，连连表示最近太累了。《艋舺》在她的眼里，是一个对于台湾本土电影的“梦想”，而为这个“梦想”，李烈继续用心的在努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