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都娱乐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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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之声”杜笃之 |
曾经有个笑话是，在国外影展时，有观众问，“TU Duun Chih的中文是录音的意思吗？我看过的所有港台佳片，录音项目都是这个字。”这个TU Duun Chih就是杜笃之，是和杨德昌、侯孝贤等导演一起将台湾电影带到世界的人，正是他，完成了台湾电影录音史上的许多个第一次，成就着台湾电影的“新声音”。也是这位台湾电影新浪潮运动的中坚分子，眼看着电影起高楼，又眼看着它楼塌了，但他仍在那里默默地培养下一代，为台湾电影工业的复苏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新浪潮发声
“那是最幸福的时代”
1973年，音响发烧友杜笃之正式成为台湾中影电影技术训练班成员，那一年，李安也离开家乡考取了台湾国立艺专戏剧电影系，比他俩早一年，侯孝贤已经从台湾国立艺专影剧科毕业。再比他俩晚一年，杨德昌就从佛罗里达跑到了南加州，攻读电影。毋庸置疑，他们是同代人，或许初衷不同，但热忱相似，方才可以从台湾电影“三厅”文化流行的时候创出一条新路。
南都娱乐：您是因为喜欢电影才加入中影的技术训练班的吗？
杜笃之：其实我那时候对电影不是那么明白，只是对音响、HIFI这些感兴趣，懵懵懂懂的，我那时候是中影的员工，当时他们需要培养新的人才，就办了个训练班，免费的，接近师徒制这样，实际是在制片场里面受训，不是纯理论课程，受训的内容还有冲印、剪接、录音、摄影、灯光……我的同学还有李屏宾（台湾摄影大师），廖青松（剪辑）。
南都娱乐：一毕业就遇上杨德昌他们了？
杜笃之：嗯，很有意思，等我参加集训班真正喜欢上了这项技术，就是台湾的新电影开始的时候，像杨德昌、侯孝贤这些导演开始成长了，他们也需要改变，需要新人的配合的力量。我们就容易被他们看到，找出来。然后在一起合作的过程里，才真正发现原来还有这么大的空间可以做东西。那个时代我觉得是最幸福的一个年代，因为每一个人，每一个新电影的人，都在讨论这个技术要怎么样做好，也都努力做出来，然后被其他一些人看到，大家都很受鼓励。
南都娱乐：那时候的大家都是什么状态？
杜笃之：就是很热血沸腾，像我们，为了录一个声音，可以跑到山上去扫两三袋落叶回来铺录音室那个地，都是很兴奋的，完全不觉得增加工作负担，时间久了，又发酵，整个录音室臭得要死，但大家还是很开心。
南都娱乐：听说杨德昌导演在录音方面对你影响很大？
杜笃之：嗯，是受了他蛮多的影响。他是《1905年的冬天》的编剧，不过那时候我俩还不认识，但我知道他在那个里面，有人跟我说你有没看到那个个子很高大的，那就是杨德昌。后来我们做了《光阴的故事》，跟杨德昌开始合作以后，每次做新的尝试我就会问杨德昌说觉得怎么样。他有时候会给我一些意见。他对这个东西（声音）非常敏感，他的电影里配乐比较少，大部分靠声音来组合，表现他想说的东西。我跟他之间比较要好，平时私下里会聊天。有一次我缺少一个音效，是一个车子半夜开过去的声音，我们两个真的半夜两三点收工后，带着录音器跑到山上去找这些声音。大家是很有劲的。
南都娱乐：那个时间是不是都有种使命感，想为台湾电影做一点贡献？
杜笃之：对，大家都有这个动力，包括现在，这个动力还在。当时隔了没几年，有一次我跟侯（孝贤）导演聊天，他说我们将来弄一个学校，把我们这些资源都投入这个学校，好好教学。他是一直有这个理想、有这个想法的。今年他当台湾金马奖的主席，他就办了一个金马奖的电影训练班，要了16个各地的新导演，学员有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澳门、大陆、台湾等。他就支援他们拍两部短片，用的幕后资源大部分就是我们（这些人）。
改变台湾的声音
从追求“真实感”到做现场同步收音再到引进杜比系统，杜笃之很快地将他的三十年职业生涯划分出了三个阶段，这背后的波折与阻碍，在他看来，不过是一时的痛楚很快过去，他与导演们的不断尝试和碰撞，最直接的效果是，观众终于有幸在电影院里听到了林青霞、张艾嘉(在线看影视作品)这些大明星本尊的声音。最丰盛的成果则是，由声音开始、到摄影，再到导演的观念，慢慢由点及面，一步一步地改变，所谓的三厅电影，完全被新电影取代。
南都娱乐：在您改变之前，台湾电影录音都是怎么操作的？
杜笃之：我刚刚入行做处理，那个时候的音效我看了其实都觉得很有疑问，比方说走路，就在原地踏步这样子做声音，因为比较好控制，甚至干脆坐在椅子上，两只脚这样踏。我觉得这样出来的声音没有情感，有的人很生气、有的人很谨慎，走路走出来应该都不一样的。但当年大概是给的时间不够，大家习惯了做音效就三五天的样子，这么短的时间让你不能研究这些事情，接着就培养了一批人能够在三五天内做完这个东西，市场上全部是这些人在做，大家都已经习惯一个模式了。到我做《1905年的冬天》的时候，我想这个事情是我负责的，我就把我想要的东西做出来。
南都娱乐：那是您首次尝试做更写实声音？
杜笃之：对。以前在声音的资料库里面没有那么多声音，因为老一辈没有累积这些，都是偶尔收到一个声音就用，没有人真的跑去收集。当我做这个录音师时，我发现这些东西很缺乏，都是老东西，没有办法拿到新的资料，那些声音已经被无数电影用了。加上当时台湾的设备都蛮落后，我就自己存钱买那些录音器、麦克风之类的，带着我自己的设备到处去收音。
南都娱乐：你们的革新有阻力么？
杜笃之：的确会有。我个人都碰到蛮多这样的阻碍，你跟一些旧的观念不合了嘛。会有前辈录音师说你这个做得不对。以前琼瑶片的对白，咬字一定是很清楚的，然后男生声音要很威武，女生要很娇媚，就是很典型的。老太太出来一定是扮咳嗽，压低着嗓子。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子，所以像老太太，我有一次就真的跑到录音室外面拉一个老的路人进来帮我录对白，我觉得这样比较真实。我也开始用演员来配音，我们不但让他对嘴型，而且连呼吸、张嘴那些杂音都需要他对上。那个时候就要求这些东西，所以后来有人看了《海滩的一天》，以为是现场的录音，其实都是事后配音做出来的。
南都娱乐：这就是说早期的演员是不进配音室的？
杜笃之：早期是不进配音室的。你想想看，林青霞的声音不是她自己的声音哦，在琼瑶的电影里面，甄珍不是她自己的声音，林凤娇也不是自己的声音。我就觉得应该有她们自己的声音，因为演员是更懂得表演的，所以我录出来的东西常常有咬字不清楚的时候。但早期就要求每句对白要一样清楚， 他们就叫做balance，就是每句对白之间的距离比较清楚，但我觉得随着镜头的变化应该有不同的距离感，所以有时候录音我就把麦克风放得很远，这也就是把以前的观念给好好修理了一顿。
南都娱乐：那你需要去说服演员自己配音吗？
杜笃之：这个时候的氛围很有趣，新导演找的也是他们觉得比较配合的演员，所以当我们找他们的时候，他们都是很乐意的，像张艾嘉的《海滩的一天》，我就跟她讲你自己配音会有多好看多好看，哈哈。
同步录音
“一开始我们用棉被把摄影机和摄影师裹起来录”
杜笃之是台湾第一个做同步录音的人，但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他是摸着石头过河 ，“土法炼钢”获得的成功突破在冥冥中证明着一件事，那便是对电影的热忱只要持续下去，就一定能到达彼岸，这似乎是他那一辈电影人所拥有的理想主义精神。
南都娱乐：后来怎么又想到去做现场同步录音？
杜笃之：在做杨德昌的《恐怖分子》这一部电影的时候，配音已经到了一个阶段不能突破了。像配哭戏，演员如果真的要哭，满眼睛是泪水，就看不到银幕，他也没办法再配了。那我们就想当初那个演员哭得那么好，为什么我们不现场就把它录下来？还有其他一些技术问题，后期录音通常的做法是现场场记记录演员讲的话，之后回来录，但有时候场记记错了，导致后来配音的人照他写的怎么配都配不上，这才知道原来讲的不是这句，是另外一句。
南都娱乐：第一次做同步是因为哭戏吗？
杜笃之：不是。是拍《恋恋风尘》的时候，尝试做了一个片段，因为我们有一个很老的民俗艺人叫做李天禄，这个人很会讲他的故事，但他不受台词的限制，你告诉他要讲什么，他自己就编了一堆台词出来，这样一来场记没有办法记下来，但他也没有办法帮你重新配音，再讲他又讲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只能跑去现场录他的那部分对白。但摄影机是很多问题的，没有隔音，一开就有很大马达的声音，于是我们就用棉被将摄影机跟摄影师一起包下来。当然还有很多技术上的盲点，我们不懂怎么把现场声音收得那么好，收好回来以后你还有多大空间可以改善。毕竟我们早期是没有这方面的训练的。
南都娱乐：那你怎么学会同步录音的？
杜笃之：我们算运气很好的，在这个阶段碰到台湾中影公司和澳洲一间电影公司合作，拍了一部电影《Z字特工队》，这部电影讲的是二次世界大战的事，其中还有一个演员现在很有名，梅尔·吉普森，他们使用这个技术，我就有幸参加他们的工作，当他们的助手。
南都娱乐：向整个台湾电影工业推同步录音这件事难不难？
杜笃之：很难。我自己先录了几个16厘米的短片，带去给那些制片老板看，跟他们解释说只要多花一点点钱就能有这么好的品质做出来给你。很多老板跟我提出问题，如果我找柯俊雄来演怎么办呢？大家都知道柯俊雄的国语讲得不好，他的形象跟大家想得会有落差，大家也不敢接受真正的声音，因为从前听惯是那个声音，你现在换回本人的声音他反而不习惯。还有器材怎么办呢？那时候台湾没有隔音用的器材，什么东西都缺乏，所以就推不动这个东西，没办法。
南都娱乐：因此侯孝贤说《悲情城市》用同步录音，你是不是特开心？
杜笃之：对！那时候侯导演跟我说他决定下一部电影整部用同步录音，就叫我准备一下，很兴奋很高兴，终于可以做成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每个镜头都小心翼翼地录得好好的，但设备很缺乏，只有两个麦克风，一个录音机，其他什么都没有。但我跟我一个助手，两个人就把那件事做完了。
南都娱乐：是不是也跟那个题材有关系，比如说一个战争片，当时以您的设备很难完成吧？
杜笃之：有可能的。如果是战争片他可能就不想用同步录音了。现在这个题材他觉得应该这样做，我们就把它完成。运气很好，这个片子后来得了威尼斯电影奖。侯导演就说我们不能再用这些老旧的东西去做国片，国片现在有机会上到国际舞台啊，所以他就买了一套设备送给我，那个时候他以为他自己赚钱了，可以领分红之类的，就送了我一套设备，我后来才知道他根本没有分到红，他自己去借钱买给我。
理想中年
“侯孝贤叫我去帮没钱的导演”
杜笃之扎根台湾，2004年更成立声色盒子有限公司，几乎“垄断”了台湾电影录音工作，与他合作过的台湾导演数不胜数。他是第一个走出台湾的录音师，与王家卫的合作同样为人津津乐道。近年，他也涉足商业电影领域，最新与朱延平合作的《刺陵》里丰富的音效变化让观众体会到杜笃之出品的另一面。
南都娱乐：在你的职业生涯里哪个导演对你影响最大？
杜笃之：你一定要我讲一两个人的话，就是像侯孝贤他们，这是我成长过程中受影响最多的。侯孝贤送我设备的时候，给我两句话，一句是“你要用这套东西经营台湾的这块技术，你要培养新人，你不能就自己做，要找多些人来帮你”，第二句就是“你要拿这套设备去帮那些没有钱的导演”。直到现在我也是这样做的。但我跟他做片子照样收钱，因为还要生活，哈哈哈。
南都娱乐：跟王家卫的合作是怎样的？
杜笃之：他也很有趣。他是一个不停有新想法的导演，当他上一个指令告诉你怎么做之后，你得有时间来做他的想法，你还没有完成，他看到一半，新的东西又来了。我就跟他讲这样子好了，你出去逛逛，我来做，做完了以后，我做一个我的看法给你。我记得《春光乍泄》都到了戛纳了，王家卫就跟我说你先在泰国留着，有什么东西需要修改，我想了再打电话告诉你。结果都快要影展了，他跟我说他想加一段张震的独白。当时我们在泰国，张震在军队里面服役，他也能找到台湾的朋友，以会客的名义找他出来，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把这个旁白录了，再由专人带着录音带跑到泰国来。我拿到的时候还是热的，立刻剪接配上去，拷贝都来不及跟着王家卫走。大家没有人有法国签证，最后是找了一个法国朋友，从台湾飞到泰国来，再带着拷贝飞到法国去。跟着王家卫永远做这些惊心动魄的事情，肾上腺都激增，哈哈哈。
南都娱乐：他应该是最折磨你的导演了吧？
杜笃之：有过最痛苦的过程。那时候给他做完《手》，三天两夜没有睡觉，在那聊天。我就说，我们终于做完了，但还不是我最长的记录，我最长的是做《海滩的一天》，五天四夜没有睡觉，王家卫就在一边笑，说，不是哦，是做我的《春光乍泄》，有七天没睡觉，我看到了。不过他说的我忘了，我只知道很久没有睡觉。（笑）但我记得我最后一次熬夜是《2046》的时候。那也是在泰国，我还没有现在这个录音室，他帮我订了个旅馆大概订了二十几天，我只去洗了一次澡，睡了一次午觉。
南都娱乐：具体到声音，这几个导演要求有何不同？
杜笃之：比如说《刺陵》，它的声效一定要非常饱满，不停有新的刺激，哪怕你创造一些新的音效，新的特效。你做杨德昌他们的片子，就不需要那么大量的音效刺激观众，反而要注重还有多少气氛可以让观众维持在那个细微的东西上面，这是很不同的，一动一静。王家卫电影比较浪漫，音乐的东西都比较丰富，像杨导演跟侯导演的电影，音乐就比较节制一点，更追求写实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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