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峰共论：电影要多样化 不要为找投资而拍片

　　张会军：刚才两位教授分别集中讲授了对于我们这个主题的论证，我们回顾一下郑老师信息量非常大，而且有很多东西我认为是独家披露的绝对信息，这种信息量可能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郑老师也披露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词，就是欢乐贺岁的景象，总结下来他似乎说的将会是一个群雄格局、龙虎相争的场景，鹿死谁手哈向只有市场上才能看到。他指出了中国导演现在的第四条道路，他特别强调冯小刚电影的定位，在每个人的心目当中一定有一块最敏感最温柔最另类或者最执着的境地。戴立忍我感觉他的关健词是非常务实，在学习、在片场以及工作实际过程中，自己经历和成长是非常踏实、务实的讲述给我们展示的，而且明确的告诉我们一个坚守，在许多地方是作为一个导演的最后阵地。焦雄屏一直在电影制作和教学上面两条路平行的资深电影人，她更多给我们强调一种对位，就是说大片时代的市场不管怎么样，不管电影产量怎么样，我们电影所呈现的产值和文化的价值差异是存在的，那么我们这种对位、差异如何缩短和解决，是每一个投资电影人和制作电影人需要思考的问题，我们现在的电影越来越出现一种现象，就是当票房越来越高时所表现出来的文化价值和文化品位越来越受到人们的一些质疑，也越来越成为我们谈论的话题，甚至提到我们突然发现我们的文化是那么的脆弱，需要我们每一个做电影的人考虑。剩下的时间非常多，还有45分钟的时间，集中在座的各位有什么需要跟三位发言者讨论的可以提出来。

　　什么是第四条道路？

　　提问：这是问郑洞天导演的，请您就第四条道路给予更多更好的阐述？谢谢！

　　郑洞天：创作这个事儿讲1234是不科学的，我只是为了说明问题，我今天最重要的一条，希望台湾青年导演不要被表面的东西看晕了，这里有很多事儿稍微了解一下其实要微妙的多。比如说大片，朱延平导演是唯一能在大陆拍大片的台湾导演，这件事情在若干年内还不会改变，我是非常忠告你们，就是这么回事儿。因此，我说的意思是，其实焦老师后来的解释把我那个形而上，就是如果我们承认电影是文化，那么它的生命是多元、多样的，而且是以个性、原创为第一生命，这个东西在任何运作轨道，无论商业轨道还是电影节路线还是主旋律路线最终的胜出还是这个。我们可以专题开个讨论会，说《建国大业》够主旋律吧，它的胜出机制是不是仍然是原创的带个人色彩的等等，就是多元的这个东西我可以给你讲一上午，仍然是。因为它不再是我们已经拍了十几年的传统模式，它的初衷变了，是前所未有的以30岁上下为影片的创作主导的创作机制，这件事情当然今天没有时间说，更不用说我说的剩下的所谓的前三种，那三种实际上各有各的具体分析，不能说现在所有青年导演都划分这三种，但是有些基本上是事实。因为现在中国现在所有的老板，即使是头一天涨到200，华谊兄弟也不可能说第一部戏，陆川有才吧，如果没有姜文会投《寻枪》吗，这才是规律，不是老板善良要为培养青年导演做事，就是不要太想那个事儿，说突然有一天天上掉馅饼，不要等天上掉馅饼，你要有自己的原创性，你对身边老百姓的认识，你对电影的热爱，你的电影美学，然后你考察现在老百姓更关心什么、更想看什么。因为电影是有周期的，你说现在需要什么你等半年以后拍出来就过去了。《阿童木》就是很奇怪的例子。我赞同今天几个老实说的，焦老师刚才说完，我跟她说我说的跟你是一个意思，我很荣幸跟焦老师又一次说一个意思。

　　谁是电影界最疯狂的人？

　　提问：您好！我想问郑洞天老师一个问题，是一个选择题，您刚才对中国电影市场现状我很受启发，您认为中国电影市场上最疯狂上的一批人是那一波？媒体，观众、导演，影院老板，投资老板。

　　郑洞天：第一是媒体，媒体的疯是理性的疯，因为他就是靠疯活着，他永远并不对自己说的话是真理还不是真理负责。第二是影院老板，因为这个钱他赚的太舒服了，在周末现在真能排大队，我现在经常到电影院看电影，因为我有卡。真排队啊，影院老板能不高兴吗，当这场上座率比这场低他立即就换片子，他预告下面这场是这个，我去逛商场了，等我再回来不演了，因为上一场没人，所以他改别的了。导演是最后，导演疯的是少数，绝大多数都在家里喝西北风。我为什么对贺岁档票房感觉有一种紧张，我不愿意说悲哀。从1月1号到现在，过亿的电影，就是国产片加好莱坞大片是16部，这是造成我们现在48亿票房的主体，其中包括《变形金刚》，《赤壁》，《建国大业》这些过3亿的，而这16部影片的观众是谁？是一波人，我大概的观察，根据以前很多学校做现场问卷调查，你今年看多少次电影多大岁数，大部分给我的结论，就是老去看电影的就是那波人，而只有这波人进去才有可能到一亿，说《建国大业》把老头老太太请进电影院，一问你上部电影是哪一年看的他说好象是（沙鸥），就是30年。那支撑过亿票房的这些人，今年已经掏了至少16次30—80块的票价，他再有钱也掏不动了，现在电影观众就两类：一类是白领，而且是以外企为主，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有很多俱乐部了，他们月工资年均每个人7000—10000以上，才能支撑小两口连吃带看一晚上消费300、500元。还有一部分是啃老族，他跟家里要钱，但是已经要了 16个了。还有贺岁片里八部期待过亿的。所以观众其实不疯，如果拿人数统计，我们现在这么高的48亿的票房，人次的比例至少比韩国低好几倍，韩国可以4500万人，最高的电影可以做到1500万人次，我们现在最高能做到，无论《建国大业》还是《集结号》也就1亿多人次。你不要发表12345的疯，因为我一说第一疯是媒体你就不登了。

　　杨德昌的教学方式

　　提问：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戴立忍导演，我想知道您的电影受（杨德昌）的电影会不会有影响，因为你们都是在中国做城市电影的。

　　戴立忍：（杨德昌）导演从来不点名，也从来不需要准备资料，就是进入课堂以后就开始聊天，大家也不坐在椅子上，都随便坐，他进来之后就聊天。他进来之后他就会起个头，他起个最近社会上发生了什么新闻，或者是当时大家都知道的事情，通常这些都是新闻，或者这个教室里提出一个对国际局势的看法之后他跟每个人谈，你不讲话也可以，就在那里聊，越聊越多，但是都在同一件事情上讲来讲去，讲到后来的时候，他会做一个比较清楚看法的发表。我觉得我受他的影响是如何把生活中的材料转化成创作方式的思考。我开始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我上他的课两年，第一年修完了以后觉得学分太容易拿了，所以修了第二年，我认为从杨导演身上至少学到一点，怎么样把生活当中材料转化成创作中的思考。所以像这次《不能没有你》的 电影也是来自一个新闻事件，在我印象当中台湾的电影上一部拿真实社会新闻事件改编的电影也就是（杨德昌）导演的电影。

　　关于城市电影，我们这辈聊天时当然会比较，因为很多朋友进到内地来工作，包括现在也有导演这样的工作到内地来，所以我们一直会留意台湾跟大陆之间台湾还有的优势是什么，或者台湾有的竞争条件是什么，你能够让别人来信服你。我讲坦白的话，我自己的观察就是一种小资本主义的情调，台湾有一种小资本主义的情调，这个是在过去大陆的经济改革开放之前没有的一种生活情调，这种生活情调往往发生在城市当中，一直到我前一阵子看了冯小刚导演的《非诚勿扰》，这时候我开始跟同辈朋友聊，我说台湾现在大概一点点的优势也没有了，我一直觉得台湾的小资本主义情调还可以跟大陆比是优势的，但是觉得冯小刚导演的《非诚勿扰》已经拍出了一种小资本主义情调了。我想就是这样了。

　　电影的定位问题

　　提问：刚才郑教授指出了非常契合当下非常有反思性的四体，虚胖繁荣下真正繁华的文化精品是缺失的，我想在中国当下情况，这样的电影如果按欧洲电影的人次来说，侯孝贤导演也拍了亿万人次的影片，我想《建国大业》不谈了，你有没有注意到做献礼片的时候产生了大量的红色垃圾，这些东西在电影历史上不会名垂青史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所以在大繁荣的情况下，在那么多电影产生的情况下绝大多数是赔钱的，我认为这种繁荣绝对是虚胖，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在警惕“疯狂”系列产生垃圾的情况下，也要注意借此时机产生的红色垃圾。我觉得今年的票房高也好、虚高也好很多是不可复制的，像《建国大业》，它的生产跟营销跟观看不是在正常情况下，因为成本也没有核算，很多的观众是在这个市场上没有一个等量齐观的产品进入院线，这是我个人的一点看法，因为侯孝贤导演这样的电影是可以放之四海的。《建国大业》很多外片商看了以后搞不懂里面的政治关系，就是剥开历史层面，这样的电影是不是可以站得住脚？

　　焦雄屏：这个问题在台北是1315万台币，台湾全省是2600万台币，不怎么好也不怎么坏，其他地方没有上片，它不是一个很理想的状况。在大陆是四千万左右。我稍微讲一下这个影片的状况，我认为制片的时候其实很重要的是一开始设计时要有定位，但是《白银帝国》定位很困难，他是投资老板有意要做一个影片跟山西有关，他找的导演是他自己亲自挑选，跟他的公司营运状况有关的导演，这个导演我们其实合作的过程中间是满辛苦的，因为他对于电影非常不了解，所以电影定位上从头到尾是在一个模糊状况下工作。有的时候他希望做的是电影节得奖的电影，有时候又讲出其他似是而非的理论，所以我们非常不清楚到底对于这个电影的定位是什么，定位不清的时候这个电影很多结果是无法预测的。到最后整个发行的情况也没有办法照商业的状况发行，所以这个电影过程中间我们碰到非常多的困难，其实工作条件是非常好，一千万美金会是不好的工作条件呢，但是是不做制片中最痛快的一部。

　　郑洞天：我不说《白银帝国》。这两三年我们看也是有很多这类的例子，幸运儿。我们这边有个例子就是《非常完美》的导演，是音乐戏剧学院的学生是学歌唱的，到美国学电影，也是第一部，但是他这个剧本是赶上章子怡想在国内以她本人为核心的，但是成本不要太高，但是国内成本比较高的明星爱情的故事。类似这种例子在全世界各国其实经常有，就是说也许有时候这个机会在，我们常常跟学生讲，当然首先是剧本，剧本是最关键的，一旦一个机会降临到所有同学面前你的剧本要成熟。紧接着后两天的项目还是谈案子，谈自己的创作企划。最近我们接待了韩国的一个人，他一共4部，韩国导演第一次到中国大陆来拍文艺片，以前都是拍武打片，因为条件还不错，因为主投资是中国老板。他有两天的时间我跟他两次座谈，很多同学问，说你怎么能老想拍自己的电影？他讲了一些过程，我问了他一个问题，你这种电影从电影效果来看投资不会很高，但是为什么永远是一线大明星，怎么回事？李英爱，关键是裴勇俊，当时红到比我们现在葛优还红的程度，他说我用李英爱、裴勇俊的时候正好这两个人都是电视的大明星没有拍过电影，而他们希望第一次出现在荧幕上，不愿意出现在商业片，愿意出现在比较有情调的文艺片，而他以前的《八月照相馆》，《春事》，给这些演员留下这个印象，于是他就很容易谈成。但是反过来由于这些人的加盟使他的影片立刻从文艺片进入商业运作，当然他一开始说在韩国片商那里，爱情片是一个商业类型，这个可能比我们这边好一点。就是类似这种事情实际上没有奇迹。我经常说，特别是学电影的我们身边有太多太多这样的例子，我最近一直推荐《我的第一部电影》那本书，35位导演，李安在那里是中档的导演，每个人讲自己怎么找的钱，我跟学校的同学说，不要上课了，你们进电影学院就看这本书，看完了然后混三年张院长发一本书就完了。

　　张会军：那我招10万人，把四年学费都收了，然后一人发一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