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立忍:我们这一代把剧组的活儿都学会了
张会军:我估计在座把媒体披露出去一定会引起轰动,我估计网络点击量会过亿。戴立忍导演和焦雄屏教授也都来到了论坛的现场,我们表示欢迎!因为时间比较宝贵,我们让三位把言发完了,最后统一有问题再提。下面请戴立忍导演。
戴立忍:各位下午好!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像这样的会议,同时也是我参加的会议中第一次做这种发言,说的不好请各位见谅,我顺便把自己情况说一说,说的过程当中稍微带到在台湾像我这样的,大概1960年代出生的所谓的导演们,或者是电影工作者们所面临的在台湾的过程大约是怎么样的。
有个现象我个人认为还是挺有趣的,在台湾像我这个年纪的,所谓1960年代出生的电影影像工作者,当然这次来了其他几位,绝大部分都是1960年代出生的导演,包括大家比较熟悉的(魏得胜)《海角七号》的导演。我们这群人几乎进入这个行业大概有20年了,各位如果仔细看一下的话,我们这些进入台湾电影行业20年的导演们,我们到目前为止,20年来拍过几部片子,(魏得胜)是一部,《海角七号》是他第一步巨型长片,我个人是排过两部巨型长片,其他最多的是(李云禅)导演,前两年(人鱼朵朵)之外还有两部,他是最多的,他拍了三部。当然这个现象背后形成有比较复杂的因素,当然这个因素就是台湾电影环境在20年前,其实台湾电影的商业市场已经在慢慢走下坡的情况,所以当我们的能力或者是经历、经验够的时候,刚刚可以开始拍短片或者长片时,那时候是台湾整个电影商业市场最谷底了。人家问我台湾电影市场最谷底是什么时候?我会说大概2003年的时候,2003年的上半年因为受了香港一个公司的邀请,等于打工导演,拍了我第一步巨型长片《台北晚九朝五》,那部电影杀青之后有半年时间没有任何一部片子开拍,那么就是0。
各位会发现台湾的电影导演很多不是电影本科系出身,而且有满多人对于电影是爱好,甚至疯狂爱好的。我个人为例,大学时代我念的是台湾的艺术学院,大概像中戏这样的,以舞台剧学习为主的学校,学校当中有电影相关的。我会修相关的课程,因为感兴趣的是电影多过舞台剧,事实上在学校里能够接触到的几乎都是理论或者是批评的课程,或者是电影赏析这部分,顶多是在(杨德昌)的老师的课程上一直到分境这个阶段,真正实物拍摄在学校没有接触到,关于实物部分在学校开始接触,大家知道比较多的是我参与演员方面的实物比较多,那从演员的角度作为学习的出发,因为在拍片现场几乎所有元素都是绕着演员转,所以可以比较大量的接触各方面的实物,这个过程大概花了十多年,自己慢慢的从其他各个元素,包括摄影、灯光、剪辑等等,都是自我学习,然后跟很多前辈请教,然后跟同辈讨论交换。跟之前有几位前辈谈到的,这十多年来台湾都是靠政府的辅导金作为主要的拍摄资金,尤其是对于新导演来讲,同样也是从政府的资金来申请到,折回现在20万人民币的经费,我在2000年时拍了我第一部巨型短片,那个时候才真正导演的创作,一部完整的电影制成,那个时候已经是我开始接触这个行业的大概10年左右,接下来因为第一支短片成绩还可以,接下来就是在两年之后发生了《台北晚九朝五》,我个人对电影导演工作大量的学习其实是发生在那样一个工作当中,我的意思是说《台北晚九朝五》在台湾也是非常少见的方式,一位香港导演到香港资金到香港设立一个公司,想复制香港的成功经验,所以同样剧本拿到台湾改写成台湾的环境,然后找了一批一流的人员,演员也差不多了,但是导演没有找到, 那种情况下我加入了这个制作团体,但是对我来讲那是我第一部巨型长片,我面对经验非常丰富的主创人员,那种情况下我才大量开始学习台湾以外的工作方式,那个是香港电影的一种工作方式,那个当然就是像那种工业化的东西,每天要拍多少东西,每天不能落掉,最后我拍了10万零75尺。回过头想,那次工作过程当中是让我最大量迅速成长的,而且最宝贵的是在于那次的工作让我感受到了一个:我当时十年电影工作经验所接触不到的香港的对待电影的工作,他们思考电影的方式,他们构成电影的方式,说到底就是电影是什么这件事情,我在台湾接触的前十年我所认为我所接触到的,跟《晚九朝五》之后,我香港人之后,跟他们工作之后我发现两个是截然不同,看待电影、思考电影的方式都不同。那次工作完成之后我开始有了更大胆的企图,我开始写了一个剧本,当时是2004年我写了一个关于两岸题材的电影,而且有一点涉及到背景是战争的题材,我个人规划相当于现在2000万人民币左右规模的制作,当时真的不知死活,同样的也跟台湾政府申请了辅导金,也拿到了200—250万人民币之间的辅导金,剩下要自己筹资了,但是筹资失败,因为整个两岸的氛围,还有台湾电影想要进入大陆地区协拍或者合拍的种种限制,使得那个计划在2006年的时候宣告流产,我已经结束掉了,然后该赔的钱赔掉了,一直到2007年的时候,碰上了现在这个题材,这个是一个台湾发生的真实的社会事件。接下来我在看到这个题材之后,因为刚刚受了一次教训,我想做一个两千万人民币左右预算的电影没有办法,在当时来讲在台湾算是大型的,而且真的是所谓比较大型的,那失败了我接下来该怎么做,于是我反向思考,我试图用一个更小的,或者是说最小的方式,如果我不依赖所有的,包括不依赖大陆的市场,包括不依赖版权的销售,那么我可以拿到多少资源,那么我拿到的资源只有100万人民币不到,那么我如何拍一部电影,那么拍了之后还要想办法回收,至少我还要能够赚一百万人民币,那这样就是一个获利模式,这个获利模式里我当时并没有想象大陆市场,我只是想找到一个在台湾岛内可以循环的方式,可以继续拍电影的方式,就算全世界都不给我钱,我还可以继续维持我自己跟电影之间的关系
那么我这几部电影的过程大概是这样了,个人来讲还是幸运的,至少在20年当中我还可以得到资源拍电影,那么比起其他的跟我同年龄的导演来讲他们更为辛苦。像(魏得胜)导演,他将近20年的累计非常想爆发找不到出口,一直到2007年,他自己整个人把身家都压下去了拍了《海角七号》。在第五代台湾导演创作者身上都可以看到一种压抑,或者作品当中会看到一种愤怒,就像《海角七号》一样也可以看到一种愤怒,一直想做事情但是一直得不到资源想做事情的这种情绪。
这些第一部和第二部却构成了这两年、这三年台湾电影最主要的样貌,我觉得这是台湾电影目前特别有趣的地方。这个没有所谓的好或不好,因为我们当时切入到这个行业的时候整个形势就是如此了,那好处是这批台湾1960年代开始以后的导演几乎是什么都要会,像我个人从拍摄短片开始,《两个夏天》跟《不能没有你》,我自己既是制片又是编辑又是导演又是剪切,我也参与了行销,就是从头到尾,在那样氛围环境里,我们反而练就了一种全才,但是回过头来讲,也有可能每一项都不是那么专心的情况,但是确是非常务实的情况,就是务这十年来台湾电影情况的实。你把我丢在任何一个环境不给我一毛钱,还是可以把我的电影拍出来给你看,我还是想把我想告诉你的东西通过电影的手法展示出来。
这次李行导演我们台湾电影的大家长组织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最正式的方式跟大陆接触,我觉得是一次非常好的事情,对于我们来讲,我们这些“杂草”,有可能找到一块更大的土地往里面长,往里面蔓延。我真的不是很会讲话,我从小没有经过演讲训练,我到现在脚还是发抖的。一会儿各位有什么问题,如果我能够提供我自己走过的地方的话我再发言,把时间让给观察台湾电影最久的焦雄屏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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