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观众的不信任和票房失利让新电影蒙受了不白之冤，一种代表性说法是侯孝贤和新电影教坏了许多年轻人，让他们肆无忌惮地追求长镜头风格，完全背离了观众审美情趣，拍出无数闷到爆的烂片。这种说法完全是强词夺理，首先如果没有新电影，以台湾那些粗制滥造的商业片同样不能抵挡好莱坞，也甭想对抗港片。更何况在无情的时间面前，香港电影早已辉煌不再，怎么能说艺术片压缩了商业片的生存空间，败坏了观众的口味选择。再电影圈里从来没有“学”这一说法，只能说导演选择了什么风格是他的事情，至于有没有被观众接受那是另一回事。台湾电影没能走上一条健康发展的道路，实非新电影之过。在寻找救治电影工业的良方上，台湾当局和观众同样没能理性对待，只有接二连三的托词和昏招，大大伤害了杨德昌等电影人的心。

　　由于台湾电影本身欠缺造血功能，新电影也没能例外，因此回看现在的台湾电影几乎没有多少新电影的影子了。杨德昌离开了，侯孝贤和蔡明亮继续走国际合作路线，张毅等一堆导演不拍片了，王童等人几乎没有了作品可言，张作骥等导演拍一部片子难产一次。演员方面有的跑来大陆淘金演电视剧厮混，有的无戏可接离开了舞台过平常人生活。幕后技术的班底倒还在，如摄影李屏宾、剪辑廖庆松、录音杜笃之。可二十年过去还是老面孔，情况同样堪忧。

　　中年愤青杨德昌

　　这里的愤青当然是褒义词，杨德昌从电影里到电影外都是标准的愤怒青年，高龄的、中年的超级愤青。三十几岁两手空空从美国回来，没有了房子汽车和老婆，杨德昌义无反顾地投入了不被人看好的电影行业。现实中无论兴奋还是发火，他一激动起来开口就是标准国骂（我X）。如果说早年几部女性题材作品里的愤怒还不那么明显的话，《青梅竹马》里摩托车队冲击总统府绕圈在飞驰的片段就是一个冲击战斗的行为，后来《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里骂时代，《独立时代》里骂人生，《麻将》里骂台北，杨德昌一次又一次地用犀利对白来给观众提神解气。

　　江湖气的侯孝贤

　　有人理所当然地认为侯孝贤十分淡定，跟长镜头一样被封为不动明王。事实上侯孝贤还是个很有江湖气的男人，重义气、讲人情。从《童年往事》里的少年成长就能知道他也是道上混的，后来遭遇太多人生变故去当了兵，慢慢才走上正途。侯孝贤私下爱唱K，嚼槟榔，他比较偏爱的《南国再见，南国》基本能说清楚江湖气到底为何物，在他看来，那是现代社会里的一种侠气。他的电影里也有不少黑帮角色，比如《千禧曼波》里的捷哥，看上去都包含有极富人情味的一面。侯孝贤的出身和成长背景决定了他的江湖气，外表亲和的他在处理人际关系上的能力确实要强于杨德昌，这也是“侯派”一直能够比较壮大的原因所在。当然反对者始终没能倒侯成功，侯孝贤一路走上了国际化。

　　好爸爸之柯一正

　　近些年柯一正在各种场合出现的机会不多，他的儿子柯宇纶反倒机会更多。可以说当导演的柯一正从没落下对儿子的栽培，柯宇纶小小年纪就开始以小童星的身份在新电影作品里露脸，一直到《麻将》成为四个主角之一。柯一正的电影虽也有一些比较尖锐的，但远不如表现成长、关心孩子和家庭的作品来得有知名度，《带剑的小孩》、《我们都是这样长大》、《娃娃》、《安安》都是成长片的代表作。

　　栽在女人上的张毅

　　重提陈年往事的确不大厚道，但张毅的电影生涯基本就是这一词可以形容。现在的琉璃工房早已做出了名气，张毅和杨惠珊也是羡煞许多人的经典组合。不过在1986年，妻子萧飒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公开发表了《给前夫的一封信》，矛头直指张毅和杨惠珊。这起婚外恋曝光后全城轰动，迫于压力跟指责，张毅和杨惠珊不得不退出影坛，新电影由此折损一员大将。张毅的代表作《玉卿嫂》、《我这样过了一生》和《我的爱》合称女性三部曲，他跟萧飒（编剧）、杨惠珊（主演）一度是牢固的铁三角关系。再有从当编剧时候到《野雀高飞》等影片也是女性题材（关注女性也是新电影的一大特征），张毅的电影注重古典美，善于表现女性细腻的一面。

　　狠角色万仁

　　可能是《儿子的大玩偶》引发的削苹果事件对万仁影响太大，他一直尽心尽力去拍一些揭露台湾社会的阴暗，痛贬政局的丑恶。中间他有拍《油麻菜籽》等一些女性题材电影，也是新电影的代表作，不过他的公民三部曲《超级市民》、《超级公民》、《超级大国民》流传更广。影片涉及了形形色色的政治运动，表达了导演的观点和看法，看得出万仁本人也比较偏爱这种可以用力过猛的激进方式。

　　多面手王童

　　新电影运动期间，王童一直跟新电影的主力成员保持有距离。因为他的优越出身（父亲是国民党高级将领王仲廉），在中影工作了多年。早在新电影开始之前，他的《假如我是真的》就获得金马最佳影片。不过王童在新电影期间拍摄的作品还是被归入了整个运动当中，要概括他的个人风格很难，他既拍适应政治需要的片子也能古装武侠，台湾历史三部曲《稻草人》、《香蕉天堂》、《无言的山丘》是王童创作的巅峰时期，之后他还拍了自传性质的《红柿子》和动画片《红孩儿大话火焰山》，题材领域跨越之大，实难给出正确评价。按照一些新电影干将的说法，王童属于执行剧本能力超强的人，剧本写得好，他就能拍得好，但你希望他超水平发挥、创造出自我风格的话，那还是稍有欠缺。

　　现在的台湾电影跟二十多年前的新电影相比，最大的变化出现在美学断裂和题材选择，碍于新电影的出现本身是有特定社会背景如城市化等原因，这倒还能解释得通。不过以近年的《练习曲》、《海角七号》、《囧男孩》和《九降风》为例，台湾新电影的影响依然存在。陈怀恩是从场记做起，在侯孝贤电影里担任过剧照、美术、灯光、摄影、助导、副导演等一堆职务。魏德圣是《麻将》的副导演，与杨德昌、杜笃之等人直接打过交道，受益良多。《囧男孩》的童年回首跟成长主题跟新电影也是不谋而合，熟悉的老牌配角演员梅芳也有参与演出。《九降风》里直接出现了《恋恋风尘》的影像片段，是为有意致敬。说起大概原因也很简单，台湾电影死了一次又一次，在落魄与困顿面前，新导演必然要怀念起前辈们创下的辉煌——那一段最好的时光。再有拍摄过程很痛苦，举债投钱，担心做了赔本买卖，这些也曾发生在杨德昌和侯孝贤身上。

　　尽管魏德圣这样的导演已经悟出了只有针对本土民众拍摄商业片才有可能获得成功，要他重新去打一遍艺术片的招数似乎很难。蔡明亮张作骥们依然用身体力行的方式在坚持，但台湾已经不可能重新出现杨德昌和侯孝贤，复兴的说法无非是沾了点新电影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