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两年前的今天（洛杉矶时间2007年6月29日，北京时间2007年6月30日），台湾著名导演杨德昌因结肠癌在美国家中去世,享年59岁。作为台湾新电影的旗手，他以独到的敏锐视角见证了一个热血澎湃的时代，用镜头犀利客观记录的台北众生和都市人心理的微妙变化，他的离世也符号般的为一个时代画上句点。

　　时隔两年，我们已经开始接受“人间已无杨德昌”的这个现实，但因为他，因为“台湾电影宣言”，我们更加的关注台湾的电影。纪念旧人的同时，我们对台湾新生的势力也一直有所期待。因为同样的文化包袱，相似的对世界的感知，我们更希望新一代的导演可以更好，有更独立的意识，突破围城，拓开新的纪元。 [我来说两句]

　　台湾新电影新在何处？这个新字就把它跟上世纪70年代胡李白（胡金铨、李行、白景瑞）作品区分开来，新电影的出现也终结了琼瑶片的商业风潮。主导新电影的力量多是一些没执导过电影作品的年轻人，他们的集中爆发促成了两部集锦式影片的出现，分别是《光阴的故事》和《儿子的大玩偶》。一般来说，我们把前者视为拉开了台湾新电影的序幕，后者则是新电影开始的标志。

　　　　《光阴的故事》分为四段，四个导演分别是陶德辰、杨德昌、柯一正和张毅。《儿子的大玩偶》有三段，导演阵容由侯孝贤、曾壮祥和万仁组成。这七个人自然成为了台湾新电影的代表导演，其中杨德昌跟侯孝贤凭借出色的个人魅力成为了新电影的领军人物。他们的作品相映成趣，杨德昌表现台北的城市生活，侯孝贤执迷城市外的乡土情怀。相比以往的台湾电影，他们排除了政策的影响，表现身边周围的普通人，追求写实，自觉地找到了属于个人的表现手法和美学风格。

　　 由詹宏志起草，发表于1987年1月24日《文星杂志》和《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台湾电影宣言”也是不得不提到的一笔重色。随着票房上的失败，舆论界对台湾新电影支持的热情也逐渐冷却了，壁垒分明的意识形态之争，已使舆论界最初一致拥护台湾新电影的立场严重分裂。1986年11月6日（杨德昌的生日），在台北第二区济南路69号屋（屋主正是杨德昌本人），杨德昌、侯孝贤、陈国富、赖声川、吴念真、焦雄屏等54名台湾青年电影人签订了“台湾电影宣言”。 宣言中亦有电影论述斗争的味道，需视为之前“新旧影评”之争的延续。

　　 新电影除了锐气和新意，一帮人的活动带有团体性，就相当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在蔡明亮看来那是一个封闭到有些排外的圈子，外人都很难进去。换话说，新电影不是几个孤立的导演名字，而是一群人的共同合作相互砥砺，其中不少中影内部、报纸媒体以及文学剧场圈的人也投身其中。

　　严格意义上的新电影运动前后不过持续了几年，时间很短。1985年《青梅竹马》的票房失利意味着新电影作为一场电影运动已经失败，1987年《台湾电影宣言》的发表宣布了它的寿终正寝，宣言是个开始，但也等同结束。不过新电影让一批台湾导演走向了国际，步入殿堂。1989年《悲情城市》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是新电影得到的一次重要肯定，2000年《一一》获得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只是一份迟到的证明，两位导演分别借此达到了巅峰状态。

　　如果台湾电影以十年为期限，80年代是属于台湾新电影，背后就是杨德昌和侯孝贤等一批人还有小野、吴念真。90年代是所谓的新新电影和第二次浪潮，代表人物换成了更加偏执的蔡明亮、回台湾拍戏李安和陈国富，再小一辈的就是林正盛和张作骥。过了2000年，台湾电影完全走入低谷，基本上也没什么好说的。一直到杨德昌导演在2007年病逝，2008年《海角七号》掀起票房狂潮，台湾电影才重新引起话题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