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故事发生在上海某一弄堂的一栋房子里，伪国防部长侯义伯霸占了孔有文的房子，孔有文则被赶到狭窄的后客堂。解放前夕，侯义伯要赶走所有房客，把房子顶出去，捞几个钱。房客团结一致与侯斗争。上海解放了，大家共庆新生活的到来。

　　这部影片生动地记录下了国民党政权统治的最后一页，在黎明前的黑暗里，昆仑影业中留守在上海继续坚持创作的艺术家们，在一夜之间完成了这部出色的讽喻作品的剧本。而拥有丰富表演艺术实践的郑君里则首次独立执导本片，这部作品使他当之无愧地进入中国第一流导演艺术家之列。

　　郑君里儿子郑大里述说父亲光辉岁月

　　“看那个时代有理想的一群”

　　因为“文革”的浩劫，郑君里58岁就去世了，那是郑君里的儿子郑大里先生不愿过多提及的一段时光，他说父亲那个时候很可悲，即使导演了《林则徐》、《聂耳》、《宋景诗》等人物史诗片，但仍难掩没有创作自由的失落，这对一个艺术家来说恰是最致命的。郑大里说父亲最怀念年轻时电影圈非常好的创作氛围，大家不管不顾地一心扑在电影上，那段时光的那些人是“很有理想的一群”。

　　陶醉于舞台之上

　　父亲出生于1911年，虽然祖籍和阮玲玉一样是广东中山，但他出生在上海，自小也是在上海长大。我们家很穷，父亲是家里惟一的男孩，上面有一个姐姐，下面有一个妹妹，有时家里来讨债而还不上时就让父亲代替全家跪在堂屋让债主缓债，父亲那时侯感觉很受侮辱，下定决心要干出大事业，所以思想也比较激进，初二就辍学考入南国艺术学院。从1929年到1932年他都陶醉在舞台之上，出演是左翼革命进步话剧。从“南国社”到“左翼戏剧家联盟”他都是积极分子，他和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在白色恐怖中排演了许多外国经典进步戏剧。

　　“电影候补皇帝”

　　1932年，父亲进入“联华”公司，在那里直到1937年抗战开始。当时很有名的就是出演了《大路》、《新女性》、《迷途的羔羊》等影片，父亲给大家留下很深印象，被戏称为“电影候补皇帝”。父亲总说自己很笨，但是要笨鸟先飞，他非常地勤奋，最好的见证就是翻译整理“斯坦尼体系”的经历。

　　父亲因为很早就辍学，英语基本靠自学，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是苏联人，著作都是俄文。父亲就找来一本英俄互译的字典，通过英文来译俄语，这简直是难以想象的！真不知父亲是以什么样的毅力完成的翻译工作，应该说像他这样在战火中搞电影学术方面的研究真是不同凡响，在同行里都很罕见，这为他后来在导演艺术上的卓越建树铺平了道路。父亲是最早介绍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译者之一，在当时的历史环境里，介绍苏联的这一戏剧学派理论，不仅需要学识，更需要胆量与勇气，1937年他翻译的《演员自我修养》第一、二章在《大公报》发表。

　　战后影坛一鸣惊人

　　父亲是一位自律很严的演员，而且一直在做理论方面的研究，他的洁身自好应该说是一个榜样，因为演员是“精神作者”，而并不是单纯地写书，他有实践的冲动，所以生理和心理调和起来就很困难，但父亲做得很好。这一点在当时的电影界是公认的。抗战胜利后，他们从武汉回到上海，组建了昆仑公司。

　　1947年，与蔡楚生共同导演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创下了中国电影连映的最高纪录。因为影片拍摄时，蔡楚生正患肺病，父亲就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父亲负责导演了所有的现场拍摄，因为蔡楚生导演很有经验，所以主要负责把关。父亲在拍这部影片时锻炼很大，也为后面独自执导影片做好了准备。

　　《乌鸦与麻雀》的剧本是一夜之间完成的，当时赵丹、陈鲤庭、陈白尘、沈浮、父亲等几个人一起吃饭开始聊一些事情，结果就说出了一个剧本，主要由陈白尘执笔，父亲来导演。这部影片的创作也最终跨越了两个时代。当时剧本写出后搞了一个比较晦涩的本子交上去送审，一边立即开拍，结果还是被审查当局发觉，下令要将拍过的胶片全部销毁。他们暂时停拍，但布景没有拆除，利用停拍的时间修改剧本。公司用一些报废的底片及删改的剧本送当局敷衍，而真正的手稿则藏在摄影棚上的旧麻袋包里。这是现在根本无法想象的创作环境，但是这些勇敢的人创造了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