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众多热爱摇滚乐的叛逆青年一样，青春期时荷尔蒙总是希望在音乐中得到淋漓尽致的释放。

　　少年学画，96年便成功地鼓动姐姐和哥哥放弃一切来到北京。来京后很快认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并希望组建乐队共同创作属于自己的音乐??

　　那时每天都和很多朋友在一起聊音乐，侃理想。这一切成了生活的重要部分，我们所有的朋友都象家人一样，每年的重要中外节日一起度过，那是年轻岁月里属于我们自己的乌托邦。

　　很快我就萌生了记录周围朋友生活的念头，且愈演愈烈，那时我大量地拍摄照片。终于在97年，摇滚乐很重要的一场演出“颐和广场新音乐之夜”开始了我影像记录的第一页。那次记录是籍由借来的一台HI8模拟机完成的。

　　那年的八月十五，我和朋友们一起过节，我用一个旁观者和参与者的双重心态，真实的记录了背井离乡的摇滚青年在中秋节度过的真实一天，当我回到家里，在电视里观看回放的时候，我忽然发现，影像记录竟然如此富有魅力，从那以后，记录渐渐成为我的生活方式。

　　很快，我向父母贷了近四万元的“巨款”买了SONY刚刚推出的DVCOM PD100AP，但我马上发现，更大的问题不是设备的问题，当时100多元一盘带子，我只有疯狂的工作，作唱片设计和摄影。才能维持这个昂贵的生活习惯，这期间，我不知道自己拍摄了多少盘带子，摄像机犹如我观察这个世界的另外一双眼睛。

　　起初，被我拍摄的朋友们即便再熟，还是有些距离感，很快他们就习惯于我的这个logo，这部看上去很专业的大“掌中宝”，他们视我同摄像机为一体，大家在我镜头前都毫不掩饰自己的表现欲，他们习惯于始终拿着摄像机的我，如果没有摄像机，场面就多少显得有些怪异。

　　我记录了身边发生的很多快乐、心酸的事件，我从小小的取镜框中观察着这个世界，我对观察事情发展动向渐渐有了自己的判断力，我对突发事件的反应越来越敏锐。我发现，镜头是拥有感情的。

　　我记录地下音乐圈中朋友们的生活和演出，到后来，这种记录习惯又蔓延到其他艺术领域，我记录行为艺术者，画家，诗人，实验话剧艺术家，后海，非典，电影……到最后，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能够打动我的，我都会用镜头对准它。DV犹如我的眼睛，鼻子，嘴巴，身体的每一个器官，我用它来观察世界，倾听世界，品尝世界，感知世界……它就是我身体的一部分。

　　记录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带子数量越来越多。朋友们希望我把记录大家的故事编出来，这就是第一个试验性的纪录片《后革命时代》的最初制作动机，这纪录片记录的是1997-2002年地下音乐人的“生活简介”，没有经验和钱，没有专业知识，全部的工作完成于家里的那台电脑，但它出人意料地被别人喜欢，被人们认可，给人们带来感动。我忽然觉得，很多年过去了，也许我的努力是有价值的。

　　许多年之后，我懵懵懂懂地成为中国的第二代DV人，影像为我打开了另外的一扇窗户，我忽然发现，我自小学习的美术，一直痴迷的音乐，长久以来维持生计的摄影和设计，在电影的面前，都天衣无缝地融合了，电影，成为刚刚呈现在我面前的，属于我自己的伏藏品。

　　而今，我得以重新坐在电影学院的课堂里听老师讲解导演课程，因为现在我知道了，什么是我真正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