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濒和他们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他在树村住过，熟悉几乎所有霍营的知名乐队，随着树村的拆迁，和其他乐手一起来到了霍营。对于他来说，“要做摇滚，还是要来北京，这里有大的唱片公司、酒吧，在别的地方，没法想象啊！”他曾经离开过北京去了南京，在少年宫教打鼓。“特别没意思，整天一个人，没有氛围。后来朋友们都叫我回来，所以我现在住在霍营。”他在这里和朋友一起轮流做饭，在好几个乐队帮忙打鼓，经济拮据，生活很简朴。但是到处都是朋友，还有他喜爱的鼓，更重要的是，他在做他喜爱的摇滚乐，而不是什么少先队之歌。他飞到南方，试图随着人潮融入朝九晚五的生活，但他是那么不适应，所以又飞回来了。

　　二、文化溯源

　　今天的霍营可以向前追溯到树村、东北旺，甚至圆明园艺术村。霍营摇滚社区的形成是以圆明园艺术村为开端的文化聚居地变迁的结果。如今，圆明园艺术村、树村已经伴随城市的拆迁成为历史，昔日的郊区农村已经被成片成片的住宅小区取代，只有霍营作为摇滚乐手的聚居地依旧兴旺。今天的霍营继承了从圆明园以来的生活方式和诸多信念，其中包括地下摇滚中常常潜在的诗歌情节。

　　正是这个社区，后来分离为宋庄（画家聚居地）、树村（摇滚乐手聚居地）和后来的霍营。在树村，摇滚乐手有了第一个聚居地，而且这个聚居地同时获得了内外的两种认同，即搞摇滚乐的和外面的人都觉得“树村”是地下摇滚乐手的聚居地。“树村之所以住着这么多的乐手是因为它的边上有一个迷笛音乐学校，这些乐手80%都是那边的学生，他们毕业以后为了在北京有所发展就在附近的村庄（东北旺、树村）租下房子，也是因为那的房租便宜。”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个体的辗转过程来了解从圆明园到树村再到今天的霍营一系列的地缘变迁。朱晓龙，舌头乐队的吉他手。“早在1994年，舌头乐队的吉他手朱晓龙就来到了圆明园的福缘门村，也就是画家村，在第二年的清除行动中搬到了老树村；1995年，舌头的其他成员也来到北京，在老树村、巴沟一带租房子住；到了1997年他们再次进京，蒙迷笛学校的好意，在学校地下室免费排练，并在学校对面租房住下来，几个月以后因房租太贵，又先后转到上地桥和树村后营，1998年8月排练室固定到东北旺以后，大家就陆续分散在东北旺和树村后营了。到了2000年底和2001年初，舌头的6个人，就有4个搬到了霍营。他们算是见证了整个摇滚乐社区的变迁。”

　　可以说，中国摇滚文化的兴起是与自70年代末开始的先锋文化运动交织在一起的。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诗歌、现代绘画、摇滚乐、行为艺术形成了一个先锋文化的圈子。今天，摇滚乐手聚居在霍营，画家居住在宋庄，一些诗人曾经住过树村，距离很远，但是“这个圈子其实很小，画家的聚会去的观众很多都是玩摇滚的，摇滚演出也会去一些画家。”地理的变迁和分化没有阻碍文化的同源联系和亲切关系。这种亲切的关系除了现代文化的共享，在微观上是依靠朋友关系联系起来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这个圈子是存在的。历史重复上演——六十年代的青年运动中，诗歌、摇滚、绘画和行为艺术就是交织在一起的。

　　“这是我经历过的诗化的精神生活，这是王强也经历了的诗化流浪的生活，这是现在、过去和将来的一切使人都注定要承受的心灵的漂泊和精神的流浪，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画家连同诗人、摇滚乐手汇聚而来，在圆明园的隐蔽中生活和创作，任凭生命听从心灵、梦想和自由的召唤(黄翔语)。”“旋转若是迷雾的苍穹/你是否继续往那儿飞/纵入现实的海洋/让你的眼泪去哭泣吧当你的桥梁正悬置在半空/放逐的漂流瓶若即若离/在路上/在路上/我/将用我的脚来投票(歌词出自曾经在树村住过的乐队“痛苦的信仰”)。

　　我们可以拿出更多的例子来研究，这些摇滚歌词和圆明园诗歌的异同，但是这里我们不难发现洋溢其中的“自由、漂泊、理想”情结的相同。圆明园的艺术家也许在艺术成就上很难定义，但是他们无形中所扮演的“文化英雄”的角色——与传统的文化和当时的大众文化相抗衡，并且通过艺术行为和现实的生活方式来实践——可以说更为鲜明和清晰。“我们相信自己在音乐、歌词、做人和生活态度上，始终反对商业文化、主流文化对社会和个人的伤害。”（树村声明，严峻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