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像老房子一样流去，我们很悲观

　　6月，长安古乐进京演出，一百位农民进京。

　　长安古乐一千多年来存活于陕西周至县和西安附近的几个村庄，经历血火灾变、绵延不绝，这本身就是一部伟大的心灵史和奇特的文化史。

　　其实，“长安鼓乐”五十年代初就被我国民间音乐理论权威杨荫浏、李石根、樊昭明、何钧等发现并研究。

　　长安鼓乐的生与死，就像北京为明朝忠烈袁崇焕守墓四百年的佘家人一样，真的闪烁着陕西百姓的大唐情结和延续祖先香火之忠心。专家们看到生活贫 苦的农民演奏时“听韶乐三月不知肉味”般地投入，心怦然而动，这不是简单的西部民乐，是中国最辉煌 的朝代里最优雅的音乐，烽火烟尘中被中国最底层的民众保存了下来。

　　长安古乐的重新发现使北京音乐界感到惊奇，著名音乐人李亚蓉费尽周折，组织陕西何家营和集贤村百名农民乐手进北京，6月15、16、17三天在海淀 剧院进行了公演。

　　人们是否听到了真的唐代声音？6月22日，北京各方面专家汇集中国艺术研究院激动议论这个话题，召开“圈里圈外谈古乐”讨论会。

　　田青（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评论》主编）

　　长安古乐在北京演出三场的影响是深远的。最大意义在于想起了过去一年里我们文化官司里的那个“古乐”，两个古乐完全不可比，西安古乐（长安古乐） 在50年代就进入音乐学的视野，杨荫浏先生当时苦于姜白石的谱子无法解读，它同民间的工尺谱很不一 样，是宋代半字谱，跟五台山佛乐谱有关系。这在是上世纪很大的事情，跟敦煌乐谱的分量是一样的。

　　西安古乐是现在汉族民族音乐珍藏的四个乐种（潮州、五台山、泉州、西安）中的一个，杨荫浏先生为世人所知是因为瞎子阿炳的发掘和研究。他的研究证实了西安古乐的真实性。

　　“纳西古乐”的官司好的一面是让媒体和民众对文化遗产的真伪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对于此次的商演也许有负面影响。这次的演出基本上保持着原味，跟80年代已经不一样，但现在的农民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主流媒体和社会因素的影响，任何音乐也不可 能不发生变化，油画和佛教造像都会在传承中变异。古乐中原来没有三弦和琵琶，加上这些乐器就改变了音色，音乐的特质就发生了变化。初衷是让人接受，而现在让人产生怀疑。敦煌壁画里都是横抱琵琶，一方面是说唐宋音乐，一方面又用现代琵琶竖着在古筝旁——但，我们作为爱好者和研究者不是承载者，不 应说应不应该加新元素。我们只能旁观。现在传统文化的环境已经发生质变，只有知识 分子在担忧，老百姓并不关心。外国的研究者对于传统中国的审美的追寻，是因为西方社会已经走过了一 个阶段，我们无法让所有民间文化的承载者按照我们的审美去生活。改革开放对于文化的重创是釜底抽 薪，人心变了，老百姓自己想扔掉传统，没有眷恋，这比“文革”对于文化的摧残更严重。向往现代化， 求新，向港台看齐，向纽约看齐。剪窗花的娘子自己不贴窗花，贴港台歌星，她认为自己的东西不美。从 这个意义上说，李亚蓉是难得的。

　　应当注意的是，在文化市场化的过程中要注意学术的严谨性，乐牌的名字不能望文生义，《霸王鞭》跟西楚霸王根本没有关系。燕乐和雅乐是两回事，主持人的解说词是很不严谨的。燕乐是钟管乐，雅乐是钟磬乐，主持煽情的话是没有必要的，应当重视学术的论证，这是实事求是的基础。不能停留在业余爱好者的水平上。还有，怎么能让民间艺术的承载者找到自己的生存之路，同时又警惕专业学院和社会的诱惑，西村的加了古筝就失去了对祖宗的敬畏之心。只能祝 愿民间文化是“野火烧不尽”。知识分子也只能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我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是很悲观的。

　　梁和平（著名音乐人）

　　我对传统古乐很喜欢，但知道很少。看完以后，感到很震撼，从音乐审美上，我经历的是很复杂的，西方的、流行的。古乐本身并没有吸引我，而是背后的人，那是真的、自然的声音。这些音乐是活生生的，就像看惯了笼子里的动物，再看原生态的动物的震撼是不一样的。

　　前不久去贵州的时候，说是保留着朱元璋时的 房子，是因为一个人的作用保住的。人没了，东西就留不下来了。

　　还有一个担忧就是商业对于文化的摧毁。从 1949年到1976年，艺术是政治工具的概念，之后，有了商业艺术概念，还有就是思想反叛的艺术（所谓地 下艺术），而有比这三个资格更老的民间艺术，一直在不同时代的强势艺术下生存，这也许为我们提供了 一个未来的视野。

　　前几年北京国际爵士音乐节上，拉赞助找乐队 是很麻烦的，最大的问题是，美国的乐队出场费很高，而欧洲的爵士乐队会自费来，原因是文化历史背 景的不同。欧洲的国家在对文化的认识上是走在最前的阶段，他们19世纪霸权过，经历过，而美国正在 经济强权的势头上。欧洲会对我们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