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香港就像上了峨眉山练艺

　　记者：因为家人都在香港，从小在北京的你成为同学眼中的异类，你曾说自己六岁就懂得了沧桑，你怎么看待你的家庭？

　　何冀平：我曾说过自己基本上没有童年，从小就没有人和我玩，我的兄弟姐妹全都在香港，我与外婆在一起长大。别人对我的疏远与冷漠让我过早地成熟了，过早地到人生中去理解生命，这对一个人来说可能有些凄惨，可对一个搞创作的人来说却是有益的。

　　记者：后来去香港也是因为家庭的原因？

　　何冀平：是，我爱人是在香港出生的。１９８９年，我的孩子六岁的时候我们都迁到了香港。

　　刚到香港时挺可怜的，在内地随着《好运大厦》《天下第一楼》的上演，我在话剧界还是有些名气的，可到了香港根本就没人知道我是谁。即使约你写，人家也会边打量你边想一个内地人能写什么东西？那时心里真的有些酸楚，对自己能否在香港成功一点底气都没有，完全是异乡异地的没有根基的感觉。我甚至有点儿后悔，但一投身到工作中去就忘了那些。

　　刚开始香港有名的银都机构聘请我做编剧，而香港的话剧在当时不是很景气，相反电影倒是在东南亚很有市场。于是我写了八年影视作品。回顾那些年，我在人艺此次上演《天下第一楼》的说明书上写了一段话：我到香港为了生活只能靠写剧本这一技之长走下去，电影、电视、话剧，我都触及到了，那些年就像上了峨眉山练就了十八般武艺一样，现在我又回头重新再写《天下第一楼》。

　　大导演徐克给我带来“好彩”

　　记者：《天下第一楼》被称为现实主义的经典作品，毕竟与本土文化很相近，怎么突然开始写武侠剧？

　　何冀平：写武侠也和《天下第一楼》有关，所以我常说自己是“一本书主义”：１９９１年人艺去香港演出《天下第一楼》，当时徐克去看了，看完了找两样东西，一是烤鸭，一是何冀平。

　　徐克找到我后说要我编两个剧本，一个是《新龙门客栈》，一个是《满汉全席》，我就先接了《新龙门客栈》，其实之前我连金庸的小说都没看过，也不喜欢武侠，我没想到写完了拍成上映后好评如潮。

　　与徐克的交流开始也有障碍，他讲粤语我根本听不懂。记得当时到香港不久连上街买牛肉我都让我六岁的儿子跟人讲话。我就拿小录音机把与别人的对话录下来回家慢慢听。

　　记者：是否感觉自己很幸运？

　　何冀平：冥冥中我感觉上天是眷顾我的，我感觉自己太幸运了。我的创作是从陕北那片最贫瘠的黄土地开始的，一路走来，到了北京和香港，几乎所有的剧目都卖得很好，这一切都不是我事先想好要怎样的，用广东话讲叫“好彩”。

　　继《新龙门客栈》后找我写剧本的人应接不暇了。我时常纳闷，你说香港这么多编剧徐克怎么看中我了？

　　记者：除了运气外，成功与你本人最分不开的是什么？

　　何冀平：可能和性格有关，我这人是不会认输的，我认为好样的到哪儿都是好样的，我不相信北京人承认的东西香港人就不承认，香港人承认的东西日本人就不承认。香港是个承认成就的地方，这一点我很感动。在香港的剧团里，不同的圈子我两眼一抹黑可没有人排斥我，在１９９８年我的《德龄与慈禧》一下得了五个奖，我不认识一个评委。

　　事实上我并不是很自信的人，写剧本时我都会写一个小本，把写作的全过程都写下来，希望对下次有所借鉴，但每次都没用，因为面对的都是全新的东西。只有观众认可了我才感觉到是成功了。

　　要对得起张国荣，《偷心》我不会随便拍

　　记者：张国荣曾想与你合作电影《偷心》，你也曾说过“如果电影拍成国荣不会死”，是什么样的情形？

　　何冀平：２００２年１月张国荣通过朋友找到我，说他想做导演，“我的第一个剧本希望你来写。”之前他看过我的戏，与我也互相知道，但没什么交往。我答应了他，并开始去青岛等地体验生活。当时演员都想好了，胡军、葛优、斯琴高娃、陶红、肥肥等，许多角色我们都是按这些演员写的。剧本写好了，最后却没拍成，有人说是因为投资的问题，我个人猜测不可能简单地出于钱的原因，毕竟当导演是国荣的一个梦想。后来我们常通电话，我也常去他家聊天，我感觉他很难过。

　　去年春天我打电话给他，说我要到内地去拍《天下第一楼》了，他特别可惜地说，“你真的要走啊？”我说我还会回来，你有事也可找我。不久听到了他出事的消息，当时我特别难过，甚至感觉自己对不起他，我想如果他的戏拍成了，做了导演的他一定不会轻易走那条路的。我好长时间不敢相信那是真的，因为国荣太热爱生活了，在他家聊天他常会笑着对我们说“我特别喜欢我这个家”……太可惜了。

　　他是个很好的艺术人才，一个生活中的好人。

　　记者：《偷心》现在也一直未拍吗？

　　何冀平：也有人来找我说想拍，可我不会把它交给一个想利用这个片子出名的人，不管对方给我多少钱，我和国荣有这点情谊，不能对不起他。真是要做的话我也会和唐先生商量。

　　香港人说，“何冀平的戏，我敢带全家来看。”

　　记者：到香港后与徐克合作的《新龙门客栈》让你成为尽人皆知的金牌编剧，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何冀平：早在２００１年，香港曾经出现了评论界所谓的“何冀平现象”：当年我有三个戏上演：《天下第一楼》《德龄与慈禧》《明月何曾是两乡》，一年内共演了１５０场，而且都是在主流剧场上演。

　　如果究其原因，我想首先从大的方面来讲，香港回归后，香港人更认同祖国的文化，其次他们看过太多港台式的无厘头的闹剧后，突然看到些又好看又有点味道的东西便特别喜爱。有一次演出结束后，我们主创人员与观众现场对话，香港一个很有名的小学校长说，“何冀平的戏，我敢带全家来看。”我当时听了很感动。

　　况且我在香港做过八年影视，影视的力量是很大的，《新龙门客栈》无论在内地还是香港谁都知道。

　　当然得到这些肯定的同时我也付出了很多代价，我也是个喜欢ＳＨＯＰＰＩＮＧ、有家庭和孩子的女人，尤其在香港这样一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城市，像我这样困坐愁城是要有相当大的克制力的。

　　记者：听说和徐克今年又要拍《新龙门客栈２》？

　　何冀平：是的，这几天徐克也在北京，今天晚上我们还要在一起谈剧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