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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舞台是打麦场上挂油灯
记者：《天下第一楼》的上演率仅次于老舍《茶馆》，成为人艺的经典保留剧目，如今上演过多少场了？
何冀平：１９８８年６月首演，今年４月９日将是人艺上演的第４０４场在香港还演过４６场粤语版，加起来就有４５０场了。
记者：这部戏１６年来有了些改变，除导演、演员外，变化最大的也就是布景、服装、个别京味儿语言，而对剧本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当年您有哪些优势条件来把握这个剧？
何冀平：除了刚才说的我对美食的情有独钟外，我还受过四年中央戏剧学院的熏陶，另外从天分上讲我可能比较适合从事这一行。
事实上我从插队时就开始写戏了，第一个舞台是打麦场上挂油灯。当时在农村又编又演，农民们看着我写的戏笑，我看着他们笑，感觉不到什么成就感，纯粹是发自内心的快乐。现在与当年的同学们说起来都笑得不得了，记得有时所有人都上场了，只有一个人在台下，那个人又要敲锣打鼓还要拉胡琴，脚上再绑一个镲不时还得哐啷敲一下，忙得不亦乐乎。为了演出着火的场景，我们就先在一张画好的火苗上挡一张黑纸，该着火时把黑纸揭下来……尽管我的戏后来在香港和日本许多特别辉煌的舞台都演出过，我从没忘记那个打麦场。我曾经回到过陕北，全村的人像接闺女一样把我迎进门，正是那块土地和乡民给了我自信，给了我此生赖以生存的能力。
记者：电视剧与话剧同期亮相，是巧合还是有意安排？
何冀平：纯属天意。如果这事发生在香港，那肯定是炒作，但这次不是。当然这对我来说是件好事，很难得有两个殿堂级的平台同时展示我的一部剧。
记者：以前话剧中没有王姬出演的刘金锭一角，有观众对这个女扮男装的角色表示不看好，尤其对其真实性表示怀疑？
何冀平：最早我们做话剧时就感觉有一个缺憾：女性色彩不够，如果纯是一群大老爷们儿拍成电视剧就太显单薄，我就想增加一个女人的角色，而这个角色必须得和饭馆有关，你写一个姨太太也没什么意义。而当时的馆子里又没有女客，后来就想增加一个女扮男装的人物。事实上历史上也曾在皇宫里有过女扮男装的大厨。如果有观众提出来说不真实我不太在意，戏主要是好看。
市场决定写作方向，我不会三个球一起玩了
记者：写影视剧与话剧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何冀平：写影视剧要轻松得多，我曾经十天写过一部电视剧本，一天一集，但话剧必须要付出一年时间，话剧对作者的功力要求很高，不是说谁想写就能写的。
记者：同时在话剧、影视界打拼，你接下来的打算是什么？还像当初一样三个球都抛在空中一个都不能放下吗？
何冀平：我真不能说我下一步走到哪儿，因为我也市场化了，当年在人艺时都是我自己选材，如今都是商业需求决定我来做什么，我是个卖字为生的人，当然我认为好的题材我才会接，否则给再多钱也不会做。
刚开始为生存需要打拼，现在我不会三个球一起玩儿了，更重要的是保证质量。
记者：商业写作让人想到梁凤仪，可读者对其文学水准并不看好，在商业与艺术的平衡中你有过担心吗？
何冀平：商业与艺术并不矛盾，一个好作者必须兼顾两者，尤其是这种直面观众的舞台艺术，不像一幅画或一首诗，一时没人看或读也无所谓，而舞台艺术呢，如果观众连看都没有兴趣看一眼，会有什么表现艺术的机会呢？
我喜欢香港城，喜欢北京人
记者：在香港生活这么多年，回头再看京味儿文化如何定义？
何冀平：除表面上的风俗习惯外，我更看重北京人的谦逊多礼的处世态度，比如两家各有一个孩子，双方家长见了面肯定都是夸对方的孩子好，为的是尊重对方，给对方面子，而南方人或者香港人则会说，“我的孩子好，你的不行啊！”在香港这么久我还是喜欢北京人那种温暖人心的感觉，那其实是一种可贵的传统美德。我也把这种感觉写在了《天下第一楼》里，你看剧中常贵对人的态度，在当今好多饭馆都找不到了。
记者：回头看看，您更喜欢香港还是北京？
何冀平：我喜欢香港这个城市，因为它非常便利，即使三天足不出户也能生活得很好，不熟悉的人更是可以通过各种路牌找到要去的所有地方。而北京在这方面就差一些。但我喜欢北京的人，那种浓浓的人情味儿是香港无法比拟的，并非我是半路到香港才有这种感觉，香港许多土生土长的人最大的通病就是孤独。
记者：在香港的生活对创作影响大吗？
何冀平：开始我离开北京到香港时有人为我惋惜，说我离开了本土文化不利于创作。如今我一点也不这么想，反倒认为如果我不去香港的话根本就不会写这么多作品。
我儿子如今在澳大利亚读国际政治。我是主张年轻人到外面去看看的，观念的转变对一生都有好处。许多大的文学家都去过国外，那并没有影响他们对中国的感情或作品的质量，相反，他们作品的包容性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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