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崔健的第五张专辑《给你一点颜色》，再一次也进一步地证实了久在心中的一个判断：这是一个勇敢的音乐人，却是一个怯懦的思想者。

　　不是所有的人都要做思想者，大多数音乐人都跟思想无关。但崔健不是那样的人，他太爱思考了。即使在音乐之外，他也一直在发表各种主张，从提倡健康生活到发起真唱运动，从反复抨击那些脱离现实的酸歌甜曲到直接呼吁音乐人的社会责任，甚至还和搞哲学的周国平出了本对话录，白纸黑字地对音乐、人生和社会都发表了极其严肃认真的见解。周国平直截了当地说：“我感觉你不仅是一个摇滚歌手、音乐家，同时也是一个思想者。”另外，在一次接受采访中，崔健还说，记者提到的“民族、血统及国家”触及到了他思考得最多的问题。

　　在他的音乐里面，思想的影子和声音更是无处不在。如果说《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还算是青春叛逆、个性张扬的浪漫主义作品的话，此后的《解决》、《红旗下的蛋》、《无能的力量》则是不断皱眉入世的历程，到了《给你一点颜色》，完全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东西了，怀着将其制造成“描绘中国当代各阶层社会状态的清明上河图”的伟大梦想，一个激情澎湃的真实自我已然摇身化作被观察与被思想的进城民工、网络少年、青海船夫甚至按摩女郎的代言人。

　　这样的音乐和音乐人令人肃然起敬——且慢，这只是崔健的一个方面，甚至是他极力否认的那个方面。

　　如果诚实的话，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崔健歌迷都不得不承认，我们对他的喜爱原因中，音乐和歌词各有其份，甚至从来没有想过这二者可以分开。简单地说，一首好歌当然是音乐与歌词的完美结合。以上我对他的思想的理解至少有一半甚至多半是源于他的歌词。大家还知道，他的歌词还被北大教授编选进《中国百年诗歌经典》。

　　然而，几乎在每一次的访谈中，崔健都只强调他在音乐上的追求，并自己带头轻贱其歌词。他不厌其烦地说，“实际上，我在音乐上花费的时间要比歌词上花费的时间多得多”，而他在歌词上的工作“更多的是使之更音乐化一些，怎么让它更好听，把词位置改换，放什么样感觉的字更好听，还包括口音的选择，让语言好听，都是为了音乐性”。在新歌《红先生》中，他干脆唱道：“歌词像是你，歌曲像是我，它们并非不能分离。”

　　首先我能理解作为一个对旋律与节奏更有悟性的音乐人，他发现文字语言大为局限，远不如音乐来得宽广和深透。但是我不能理解的是，对于崔健这样爱思考有主张的音乐人来说，歌词真的这样被自轻自贱、仅仅为了“音乐性”而存在吗？这对他的许多歌迷包括那位北大教授来说，不啻是一记耳光。如果他真的在歌词里表达了什么思想，这记耳光，同时也打在他自己的脸上。

　　他为什么要打自己耳光呢？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崔健承认在《给你一点颜色》的创作过程中，“对歌词、歌名进行了调整，把灰色、敏感的东西剔除掉”，“这是一种平衡”。在另一次访谈中，他谈到有一些音乐人不要歌词，因为“那样更安全一些”。

　　这才是天机所在。不管他承不承认，崔健显然担当了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同时又拥有这些知识分子相同的德性：忍不住要思想要主张，说出来之后又浑身发抖，于是自打耳光以求得所谓的“平衡”。

　　如果说早年活在被“封杀”的传说中，崔健极力轻贱歌词尚可理解的话，如今自打耳光成为习惯，就有点不跪下就说不了话的感觉了。相比之下，另外一位歌坛“教父”罗大佑，在时代政治的感悟理解能力上要比崔健幼稚多了，但是其率真表现，却要可爱可敬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