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回到台湾的画家李双泽在一次演唱会上，向观众席投掷了一瓶可口可乐，并大喊“唱自己的歌”，这个今天看来有些夸张滑稽的举动开启了一个时代。也是那一年6月6日，杨弦、胡德夫、李双泽在举办新作发布会，会上推出的作品被收录到杨弦的专辑《中国现代民歌集》中，一场对华语流行音乐影响深远的“台湾校园民谣运动”序幕就此拉开。

　　30年过去了，从4月1日正式开始的经典民歌演唱会，宣告了这场盛大的回忆正式开始，人们又将听到《秋蝉》、《散场电影》、《乡间的小路》、《偈》……无数中年又开始怀想自己的青春时代，而回顾我们，我一直在问，我们的流行音乐的青春时代在哪里？也许是缺失了，为什么我们就没有这样一个可供纪念的时代呢？

　　原因非常复杂，但时代的焦虑症大概是首要原因。上世纪60年代，台湾经济开始复兴，再晚一点，第一代移民的后代渐渐成长起来，在政治上要求自己权利的同时，他们也开始不满足于台湾本土的闽南语歌谣、在台湾续上余韵的旧上海“时代曲”和西洋歌曲，以及传承了“时代曲”衣钵的本土原创歌曲，转而要求更清新的更能代表自己心声的歌谣，“校园民谣”由此应时而生。而我们的时代气氛并不是这样有脉络的，而是时断时续的，与“台湾校园民歌”气质相近的“知青歌谣”注定成不了气候，而90年代初高晓松掀起的“校园民谣”充满了叹息与哀愁，不过是80年代情绪的尾声，没有成为持续影响力的运动。从那以后，青年的生存环境渐趋、白热化，有消费能力的年轻人倒成长起来了，但仍然被现实生存的焦灼情绪感染着，没有心情酝酿这样一个沉潜又清新的时代。

　　而且，在上世纪70年代，台湾校园民谣初萌的时候，台湾的唱片公司就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潮流，以当时唱片制作的低成本，让唱片公司可以放手一搏，大量出版民歌作品，为这股风潮煽风点火。而以我们现今的唱片制作成本、运作机制以及盗版深入人心的程度，酝酿任何一种风潮，恐怕都是奢侈的和冒险的。

　　30年过去，当初的那些人或者老了或者死去，让这个时代终于成了一个不可复制的青铜时代，只可纪念，只可偶然怀想，不可能再度身处其中。但或许有意外呢？或许忽然有股埋伏已久的暗流，有了足够的力量不再蛰伏，突然涌现出来，成为社会洪流，鼓舞着我们往前走呢？我们希望还能赶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