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莱坞从业人员好像一没有灵感就会去翻高中历史课本,于是亚历山大大帝惨变双胞胎血案,《飞行者》爱德华·休斯今夜问鼎奥斯卡。 在这个电影续集雄霸天下的时代,历史人物居然很悲哀地变成影片某种可读性的保证。——即便好莱坞总喜欢把人物传记片拍摄得跟原人原事没多大联系,但其基本叙述结构总归好过陈套迭出的蜘蛛人打怪兽。 就在今天早晨,奥斯卡为纪念她的前任老板兼情人霍华德·休斯颁出了几座技术小金人,聊胜于无。斯科西斯赛前没有说错,他不在乎奥斯卡,奥斯卡也真的不喜欢他。 当然我是喜欢《飞行者》的,尤其迪卡普里奥结尾处超乎想象的对镜自语,本来斯科西斯在我眼里是个非常不擅长平滑叙述的导演,可是《飞行者》却成就了一个例外。而且窃以为,描写休斯其人只要那最后一分钟就够了,前面120多分钟都是热身。 如果真的可以拿传记电影比较其它表达形式,与其说它像是传记书籍,毋宁被比作人物肖像画。《飞行者》、《亚历山大》以及好莱坞大多数传记电影的叙述方式都可被视为古典肖像画派。像鲁本斯那种,画一个贵族一定要选在阳光充沛的下午,主角冠带齐楚,膝边有妻儿陪伴,爱马默默站在背后加油。所以我们看到的传记电影大抵总归要从一个人小时候开始慢慢讲起:爱德华·休斯他妈用盒装肥皂给小休斯洗澡,后来那只肥皂盒反复出现;亚历山大他妈奥林匹娅喜欢养蛇,爸爸长得像毁容版的范·基默。 然而,现代绘画既然可以脱离写实功能,既然电影也已脱离了连续照相的实用性,传记电影当然可以使用更加立体而解构的拍法,就像毕加索的《马塔多尔》(Le Matador)可以把男人和他的生活状况杂糅在一起绘画。 关锦鹏的《阮玲玉》夹杂了主创人员的讨论,夹杂了影片的拍摄记录,果然就要比单纯的传记片更丰满,迄今为止这部电影仍是关锦鹏在创作论上走得最远的探索。除了《阮玲玉》,最近新出影碟的一部《关于Glenn Gould的32部短片》作为独立电影,从主创角度尝试得更加兴趣盎然。它的结构本身已经装载进了了编导Francois Girard个人对于Glenn Gould——这位不世出钢琴家的种种理解。 这部1993年的“泛钢琴家传记片”,其中涵盖的32部短片完全依照Glenn Gould最杰出的《郭德堡变奏曲》为叙述基础。利用在音乐展开的同时穿插进人物传记、假象中的Glenn Gould思考激辩、当事人采访乃至变奏曲音波动画等等“混乱”内容。 《关于Glenn Gould的32部短片》之后,Francois Girard还拍摄了一系列有关音乐家及导演个人思索的电影,其中包括《马友友受巴赫激发》以及更为大众化的电影《红色小提琴》。观看这类影片,喜欢的观众会击节而赞,厌恶的5分钟内可以睡着。 就像一切艺术载体一样,传记电影并没有固定的拍法,像Francois Girard这种搞法除非得到“圣诞死”,否则是没希望拿奖的。我不觉得《飞行者》不获奖有什么奇怪,奥斯卡本来就是颁给主流观众看的,大概他们觉得《飞行者》还是不够轻松。 当然如果今年颁奖给《亚历山大》就真的古怪了,Oliver Stone简直像是拿着剪剩的素材胶片直接进戏院放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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