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安徒生是一种巨大得不可思议的文化存在：凡是出版过儿童读物的出版社，基本上至少都出版过一两种版本的“安徒生童话”；几乎每个时期都会有几十种不同版本的“安徒生童话”并存于书市；课本上躲不过安徒生；家长选择的课外书更是少不了安徒生；儿童文学界的作家、学者们也是言必称安徒生……

　　这次对安徒生诞辰200周年的纪念，更把这股高烧不退的“安徒生热”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极致：各出版社都在争食“安徒生”这块大蛋糕，有出版社竟一口气就推出了三种不同版本的“安徒生童话”；各种不同形式的纪念活动正在各地如火如荼地展开，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参与了进来……

　　早在2001年，我就对这种对安徒生及其童话不加以认真研究与分析，而盲目将他偶像化、牌位化的倾向提出过质疑与批评（详见笔者的网文《口水吐向安徒生》），在安徒生正成为一个魅力无边的文化偶像的今天，我觉得更有必要将我的思考与忧虑写下来，给这种非理性的“安徒生热”浇一些冷水。

　　我以为，这种夹杂着战略规划的短视、商业逻辑的排他性强迫性、童话审美口味的单一化、宣传诉求上的去儿童化、文学殉道情结的“安徒生热”，正在给中国童话带来一种非常巨大的戕害。

　　首先，现在的“安徒生热”正在对异彩纷呈的世界童话多元格局形成一种遮蔽。作为一种经典的精致高超的童话范本，安徒生童话具有非常伟大的价值，但它并非经典童话的全部，更不能成为童话范本的惟一。无论从经典作品构成的童话历史中看，还是从现代童话的发展趋势来看，安徒生童话都远非主流，它所代表的“文学童话”只不过是一种时不时出现的“另类”而已。在西方，无论是卡洛尔、林格伦、怀特还是达尔，拥有的阅读率都远高于安徒生，其体现的审美趣味与精神内涵也都比安徒生更接近本真意义上的童话。但在中国，除了格林兄弟、罗琳和郑渊洁偶尔能突破安徒生独霸的格局外，社会上对其他经典童话几乎是一无所知。这对精神资源、技术支持严重匮乏的中国童话来说，造成的伤害无疑是非常严重的。

　　同时，这种非理性的“安徒生热”对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战略规划也形成一种极强的干扰与误导。仔细研究童话在欧美和日本的兴起、发展与繁荣，有两条线索绝对不容忽视，一个是儿童观的不断演进与变革，另外一个则是对童话文体规律的探寻与研究，对童话创作手法的继承与发展。安徒生既是这个线索的产物，也是其中的环节。

　　中国儿童文学现在最应该做的，是要拾起欧美日儿童文学发展的“旧思路”：注重儿童观的改造；重视、加强儿童文学文体规律的分析与研究。而现在的“安徒生热”，着眼点基本上都集中在安徒生本人的人格魅力、艺术感染力等偶像光圈上，而忽略了安徒生赖以产生的土壤的研究与分析。这种缘木求鱼、刻舟求剑的极为短视的做法，对于中国童话和儿童文学的长远发展来说，是一种极大的失误。

　　此外，童话从本质上讲应该是一种以“慰他”为己任的品种，努力地探究儿童的心理奥秘，照顾儿童的接受能力，应该是童话作家的必修课。而现在的“安徒生热”，出版方、媒体以唤醒家长们的童年梦想、希望、人生感受为诉求点，作家、学者则更多地强调安徒生献身于文学的殉道精神，当代少年儿童精神生活中的缺失与需求、审美能力的状况等等一些最关键的东西，根本就不在视野之内。这种宣传诉求上的去儿童化、文学殉道情结，也对中国童话作家的创作观念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对于“安徒生热”，我也并不是一味的反对的，毕竟它给疲弱的、备爱冷落与歧视、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的中国童话带来的积极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安徒生走出的光荣的荆棘路，在国际上巨大的文化影响，所带来的慰藉、鼓舞、鞭策，都将使中国童话受益无穷。但偶像化、商业化，并非是一种非常健全的文化机制，它们所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已远远超出我们的意料，冷静的思考与警觉是绝对必须的。

　　□杨火虫（儿童文学评论家，福建少儿出版社编辑，网名大嘴鸭，其网络评论《口水吐向安徒生》曾引起较大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