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件正在完成之中的艺术作品，艺术家还得要消除掉使用材料所产生的歧义，凸显其自身的“沉迷”，以让良好的初衷真正成就为一件艺术作品。 Histry小组的第一部影像作品《甘肃》，正是一件还处于有待完成之中的艺术作品，是他们整个系列影像作品中的一个点，由这样的无数个点，最终要完成的影像作品将被命名为《中国》。

　　我有一个简单的类比，即一般说到节奏，会想到音乐；说到造型，会想到舞蹈和雕塑。其实，这类习惯性的思维离我们的本能反应是很远的。那么，我们还能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本能反应吗？我们可以把本能反应设为一个出发点，这样的出发点在空间上是终会消失不见的；但如果失去对这个出发点的意识的话，我们行程的长度就会变得模糊不清。倘是在心中唤起了这个出发点，它就会随着记忆返回到我们的意识。由此我想说，其实我们每个人一来到这个世界上，就已是置身在了一种强大的现存秩序中，但真正要进入这个强大的现存秩序，每个人还得完成一段独自进入的路程，谁也替代不了谁。只是在思维的层面上可以彼此启发、感悟。根本就没有完全独自进入的过程，始终是还在依赖于各种现存的秩序，在这种依赖中如果本能的反应长期处于麻木状态，也就意识不到还有什么自己的出发点了。Histry小组拍摄的影像作品《甘肃》，其意识就不在我们已经习惯的秩序当中，而是要从我们的本能反应中直接接触到一代人的成长记忆。

　　从语言包含图象、声音和语意的言说中，我体会到语言的不单纯性，但语言又总是单纯地朝一个向度运动着，尾随而来的一切往往就不在我们注意力的范围。如同一个人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这对我们来说出现本身就是一个事实，还需要什么来说明他就是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了呢？当Histry小组在影像作品《甘肃》 的第一个环节中把一个个甘肃人推到我们的面前时，就是在重复强调一个个体的甘肃人，就绝不会是单纯的一个关于甘肃人的符号。我们可以从这个人的语言、体态、置身的环境等等来判断他如何不像个甘肃人，但这些“正确的判断”最终将无一例外地都不能否认他是一个甘肃人的事实。并且作为他是或者不是甘肃人的“判断”都是来自同一个基础，不同的只是各自占去了一个面。我们是要认同这个“判断基础”呢？还是要认同于各自占去的一个面？但Histry小组的影像作品一个最为基本的动机就是要否定这个所谓的“判断基础”，他们要唤起的是我们心中经验的感知，而不是事实的证伪。

　　我可以说Histry小组是在通过影像传递“甘肃人”这样一个词语。这个词语既包含一个特定的“人群”，又隐含着“人”的共同品质。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一个词语是自然的，因为词语中的自然是理解中的自然；并且所谓自然也存在着自然本身（形状、声音、色彩）和感受到的自然(语言情感)。主观感受到的自然是客体自然的一部分，所以每一个词语的表达只能是主观感受到的，是客体自然的一个部分。艺术作品的表达是朝向感受中的自然发展成型的。一个感受的表达是取用了无数个客体自然的一部分(首先还得是客体自然的一部分触发了各种不同的感受)。它遵循了客体自然的运动规律(反过来说情感发展也有它的规律)，我们从中获得的是情感在自然中的显露(反过来说是自然进入了我们的情感)。我理解Histry小组的一个理念，即“如果文字的介入可以让事物停留在原处，就让它是自己本来的样子，我觉得已经很了不起了。”事物本来就是停留在原处，也就无所谓什么了不起，我是这样认为的。文字的介入则意味着意义的表达有了可能，但相应的事物就必然要经历一次位移(或振荡)。“让它停留在原处，让它是自己本来的样子，”不是唯一的取向，因为文字的介入让事物自身存有了别的方向。我也信奉“让事物是自己本来的样子”，但我绝不因此无视事物自身还存有的另外的可能性。我相信“事物是自己本来的样子”是努力的结果，甚至还存有与别的可能性搏斗过的残迹。

　　我始终会惊叹于Histry小组在影像作品《甘肃》中贯穿到底的单一，因为这里面意味着变数。我感觉到这种思维形成的语言，把握了小的东西又呈现着它的丰富性。因此，我所说的单一，主要是指思维的单一，但思维是变化、重叠与交织的，思维所触及到的事物也会有它自身的复杂性。但“一”是基础。可以说，变化的思维本质上始终是处于“一”的状态。一个点与一个点的变化，但每一个点并不因为思维的跳跃而不留下痕迹(除非思维还处于不及物的状态)，而正是这些痕迹让我们看见了思维的走向。最后，思维就独立存在于事物的变化中。

　　Histry小组的影像作品《甘肃》存在着两个环节：人和人群。这两个环节又会构成他们最终要完成的影像作品《中国》的一个环节：甘肃。而影像作品《中国》也是只有两个环节：甘肃（或别的省份）和中国。需要说明的是，人是变化的，省也是变化的。这种辐射状的结构，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爆炸”的幻像。没有一个点的“突破”，就没有任何真正实质意义上的“爆炸”。《甘肃》是一次“突破”的尝试，“爆炸”还只存在于一种良好的期待。

　　由此，要对这个作品的细节进行追究，首先就得有必要先搞清楚他们是在追究什么样的一个“细节”，也就是说，他们的动机在哪儿？

　　我认为，把《中国》作为一个艺术作品来完成，这首先就表明已经存在的这个“中国”受到了置疑。在我们一代人所受到的关于“中国”的解释是由教育行为来完成的。在我们个人的记忆中，中国、祖国和国家，很少有人不是把他们当成一回事。当我们需要获得解释的时候，我们获得的是“祖国是花园”这样一个比喻性的解释。但在这里，比喻实质上已被结果性判断所替代，不再是类比性的“像什么”，而是肯定性的“是什么”。我小时候和弟妹们一起在自家地坝边上培植过一个“花园”，时至今日，我仍然不认为我培植的是“一个祖国”。尤其对于生长在农村的孩子，我们根本就没有见过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别的地方还存有的“花园”。也许不会永远如此，但却已是构成了农村孩子们共同的成长经验。就是见过“花园”的城里孩子们，也不能因此改变祖国只在他们的幻觉中这样一个事实。这种幻觉使我们一代人习惯了不去正视身边正在发生的与祖国有关的事物。这是教育行为的一个纰漏，形成这样的教育行为的指导基础，必然还在别的地方造成了新的纰漏，这是我们一代人所经历的“心灵事件” 。我们需要重新解释 《中国》，避开一切成果，依循成长经验，考查那些最不被视为成果的东西，最容易忽略而又正在感染着我们的经验“常识”。

　　在Histry小组已经完成的影像作品《甘肃》的第二个环节中，“人群”是突然出现的，我们看不到它的形成过程。这个简省，我认为也是受到“比喻”的侵害，即先有的“人群”意识取代了完整的动态的“人群”。当然，我们不必要“人群”一个一个出现，又一个一个消失，有聚集和消散，但必须要有这种形象的感觉。其实，在Histry小组所设置的作品结构和选定的地理位置中，完全可以不剪辑就交代出了“人”、“人群”、“地理”，至少可以不那么突兀。如果在这些环节中表现得干净利落一点，自然一点，产生歧义的可能就会减小，即使什么“意外的惊喜”都不出现也是有意义的，因为它最重要的是在提供观察与感知。就像我们要移动巨石，在第三次用力时巨石移动了，但我们不能第一次就去发挥第三次的力量与期望，事实是不可能会有这样的第三次，结果取代不了过程。

　　就影像作品《甘肃》已经让我们感受到的“人”和“人群”，还是很有意味的。“人群”不是“群众”，我们看不到组织，而看到了松散，看到了松散中的成堆的“小人群”与“游移的个体”。看到了张望、走动、倦容和一些亲近的动作。我还看到了一种被笼罩，和这种被笼罩下的温驯。但“人群”的聚集也意味着某种程度不同的“威胁”，有一种就要发生什么了的“前兆”。有“人群”在的地方，这个地方就变成了一个公共场合，一个舞台。但现在，Histry小组代替了我们所有人的眼睛，不过他们发现的秘密不会比我们身上的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