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读了钱钟书的作品,非常仰慕他,希望能够登门拜访,而钱先生却说,你们对蛋感兴趣就行了,不必非得见到那只下蛋的母鸡!过去持同样观点的人不在少数,比如福楼拜也曾经说过:小说家是想消失在自己作品之后的人。 而对于今天的艺坛而言,钱先生的做法和福先生的想法显然都是不合时宜的。因为现在,作品往往消失在作者炫目的形象之后,“蛋”的优劣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母鸡”的精辟阐述和精彩表演!就如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画坛一样:中国“伟大的画家”远远多过了“伟大的作品”,这出滑稽剧在今天似乎又重新开演了,而且愈演愈烈。 今天,发达的传媒和强大的市场使得许多“名家”粉墨登场,而应该抛头露面的“名作”却深藏不露,人红画不红,已经不再是令人奇怪的事情了。更何况,架上绘画已经不再是惟一的表达,许多不再借助于传统绘画媒材的先锋艺术更给一些渴望成为“名家”的人提供了广大的表演空间,甚至,高超的作秀本领比艺术创作本身更能决定谁能成为“名家”。 成为公众人物的“名家”和“名作”之间有着一种怎样的关系呢?米兰·昆德拉有一个非常精辟的比喻,他说,一个小说家一旦成为公众人物之后,他的作品就很有可能成为他的动作、声明、立场的一个阑尾。也就是说,一个小说家或是画家成为“明星”之后,他的作品就变成了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明星”的表演成为人们的关注点,而他们作品的优劣却被人忽略,人们的艺术欣赏变得本末倒置。我们今天的画坛充斥着大量的“明星画家”,而他们的身后又不知赘着多少这样的“阑尾”,它们就那样不疼不痒、不尴不尬地赘着,点缀着“明星”,成为他们作秀时的道具,只要这些“阑尾”不发炎症,它们就有可能成为“名作”,谁敢否认“名家之作”就不是“名作”呢?让作品说话的时代似乎一去不返了。 艺术史就是将许多个艺术名家串联起来的历史,这一做法由来已久,而使艺术家进入史册的惟一理由是他们充满创新精神的名作,这是艺术史写作的原则。“名作”与“名家”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不容颠倒的,把握这一因果关系的关键人物无疑是艺术评论家,而随着他们的权威性的削弱或者丧失,“名家”与“名作”之间的关系就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艺术评论家曾经是评判艺术高低好坏的惟一权威,可惜的是,这种权威性随着西方现代艺术的兴盛和艺术市场的繁荣而逐渐减弱。因为曾经被他们贬得一文不值的现代艺术一次次地刷新着艺术品拍卖的最高记录,艺评家们的自信心随着拍卖排行榜上不断攀升的英镑、法郎或美元的数字而不断跌落,市场使得艺术家们扬眉吐气,决定艺术的高低优劣不再是评论家的惟一权利,他们只是艺术生产流程中的某一个环节,而不是高居金字塔顶端的最高法官,他们被剥夺了宣判的权利,也不再拥有解释作品的权利,他们所能做的只是忠实地记录和详实地描述。他们负责将那些走马灯似地上台亮相的“名家”们的精彩表演变成文字,然后交给历史。对“名家”们的“名作”,他们只能谈一些主观感受,而无法作出客观评判!在“名家”和大众之间,评论家不再是一个向导,而更像是一个促销员。“名家”自己拥有对作品的解释权,他是作品惟一的导读,而作品对于某些“名家”而言,就有可能是一个苍白的注脚。 如果说艺术评论家权威性的丧失以及艺术品评标准的混乱是造成“名作”与“名家”发生因果颠倒的外因,那么,名利之心则是导致“名家”与“名作”发生错位的根本内因。自从艺术能够给艺术家带来金钱和名誉以来,名和利这一对幽灵就时时漂游于艺术的上空,蒙蔽着艺术家清明的创造之心。今日还有多少人认为艺术是一件“诗意而神圣”的事情呢?每天不知道有多少画笔正在将这个原本属于她的光环无情地涂抹掉,本来是应该对人的精神和心灵发生作用的艺术,现在更多的时候是与名和利相勾连。徐复观不无担忧地说:“画家的心中,若填满了名利世故,未留下一片虚灵之地,以‘罗万象于胸中’,而欲在作品中开辟境界,抒写性灵,恐怕是很困难的事。”这对那些千方百计想先成为“名家”,然后出产“名作”的人,是一个很好的警示,可是,谁会听呢?拍卖棰的声音已经成为许多艺术家行动的号角! 有人将后现代艺术之父——杜尚比作一根针,用他的超然来戳破许多艺术家虚伪矫饰的气球,而我们现在是多么需要这样一根尖锐的针,用它来戳穿那些“名家”们假冒伪劣的所谓“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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