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和艺术精神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表征，其话语兴衰同文化命运紧密相连。当代中国的艺术受西方现代艺术和后现代艺术的影响，出现了诸多与西方艺术相整合的踪迹。然而，随着后殖民主义问题的敞开和当代东方话语的觉醒，人们进一步认识到，未来世界文化不是一种平面化的文化，不是后殖民单边主义文化，更不是一种所谓全球化的霸权主义文化。相反，未来文化只能是多元文明互动的文化，是一种对话的生态主义文化。这将使中国文化艺术出现一些新的发展空间和未来文化转型。

　　一 新世纪中国文艺的发展空间

　　“东方”在现代性问题时，不同于“西方”话语体系之处在于：有两个基本维度——“古今”、“中西”之维不可忘怀。而“五四”的盲点在于：将“古今思想价值冲突”转换成“中西政治经济冲突”。这种转换存在一个根本性问题——使现代中国在西方话语中自卑虚无化，在“救亡”、“启蒙”的双重变奏中使得传统走进失败主义情结。经济和军事的胜利使西方变成了东方仰视崇拜的“现代神话”，这个神话存在于“东方想象”当中。于是“全盘西化”（陈序经）出现了，“充分现代化”（胡适）出现了，“废除汉字”（钱玄同等）的说法也出现了。如果全盘西化中废除了汉字，那么“废除书法”、废除“汉字文化”，进而废除“汉语思想”，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近代以来中国军事上的战败导致政治体制上的腐败，也连带着文化上的颓败。在这种语境下，“中西之争”变成了“五四”时期的显在意识。这一显在意识其实是存在问题的，因为它将西方看成人类的未来，将西方置换成中国乃至东方永远崇拜的“终极形象”。这样使“中西冲突”的结果变成了中国全盘模仿西方、全盘拿来主义盛行一个世纪的基本思路。

　　但应该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即一战二战期间已经开始对西方现代性问题的批判，同样，西方后现代主义二十世纪下半叶即五、六十年代后在文化方面也全盘清理“现代性谬误”、“现代性陷阱”、“现代性弊端”、“现代性盲视”问题。一些国人没有注意国际性最新学术动态，因而还有不少人今天仍在强化“中西之争”，有些人甚至将现代化等于西化，将西化等于美国化，认为只有全盘美国化，只有将中国文化全盘虚无掉和被殖民掉后中国才有救。这种说法的谬误之处并非一眼能看穿，故危害尤大。如果说，“全盘西化”在“五四”的“启蒙”与“救亡”时代尚可理解，那么在二十一世纪全球化语境中的盲视就是不可原谅的。

　　今天，我们应该重新关注这样一个问题：“中西之争”问题中的虚假成份很多，是中国人在战败以后无路可走时提出的“过渡”问题，而真正的问题是“古今之争”——人类性价值中断问题。换言之，不管是美国还是欧洲，不管是亚洲还是非洲，他们所面临的共同问题都是——当代价值伦理、审美情趣和心性怀抱与传统的整体中断和彻底沦落，与传统的“价值中断”造成了人类总是从零开始，将过去创造的传统的巨大物质精神财富，以及人类深厚的价值本源否定掉，使所谓“追新逐后”的“唯新主义”成为否定传统的“反传统”借口。反传统的结果使得人成了无根、无源、无本之人，于是寻家、归家、精神复归——寻找人类故乡和精神家园的过程，成为现代后现代人类精神生命的真实写照。

　　“古今之争”强调不要屈从于今日之西方，也不要完全膜拜古代制度，更不要走向“新就是好”的偏狭之路，而是在新的历史语境中“整合古今”——将人类一切时代创造的有价值的东西整合成新人类的精神财富。在“古今之争”中，所悬的最高目标不是西方，不是美国，不是欧洲，而是人类性和世界主义！它要追问人类未来应该朝哪个方面发展？人类发展的最高标准是什么？人类发展的艺术境界、生命境界、人格境界和天地境界、终极目标是什么？那就是全人类所有文化中的优秀成分的整合，这构成了当代和未来的新文化。这就是吸收古代，立足今天，展望明天的人类主义和世界主义的要义之所在。

　　在我看来，“古今问题”是世界性问题，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古今问题都存在于不同民族和社会的传统消失和现代无限扩张所造成的人性分裂中。如果全球化或西化等于全世界只有一种文化——美国文化，等于全球只有一种语言——英语的话，那么，这种全球化是极为有害的文化同质化和单边化，它违背了多元文化发展和文化互动的后现代语境。中国文化不是西方中心主义的“陪衬性文化”，汉语也不是英语之外的一种“边缘化方言”，中国文化应该在未来世界中有自己的地位并成为西方文化的另一参照。

　　同此，中国艺术理论的现代性，应该包括中国文化理论的传统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整合性的整体理论，它意味着对传统的审视和重新阐释，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吸收，对后现代性的展望和警惕。任何单方面强调现代性的建立，依照的都是现代性的文化霸权理论，任何现代性权力话语的无限无边界扩张，都违背了新世纪人类多元对话原则。当代中国艺术发展不可能完全西化，不能将中国艺术完全现代化，变成所谓现代后现代艺术理论。这样做的结果是既阉割了中国传统，同时也中伤掩盖了传统的东西。其实，中国艺术传统中有相当多的价值在生态文化、精神生态文化批评阶段仍对整个世界有滋养作用。不妨在后现代多元文化时代，在质疑了现代性的谬误之后，将人类从古到今的文化价值重组为新的文化精神。

　　传统与现代的紧张对立是现代性的“二元对立”造成的，在后现代多元文化中，在圆桌对话多声共鸣中，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中，传统与现代的紧张冲突转化为传统与现代的资源共享。在全球化的文化背景下，解决传统艺术与现代矛盾的办法只能是：找到西方或者是其他民族可以欣赏的具有人类共同性的审美形式，如空间张力、中和之美、辩证互补等原则。一种完整的生态美学观，既可以欣赏西方浮士德不断求索式的壮怀激烈，也可以领略东方苏子“明月清风”的凝练澄净；既可以看到凡高那旋转的星空和燃烧的向日葵，也可以感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的与天地时间的同在；既可以在《老人与海》中感受海明威那不死的英雄气概，也可以在“流水落花”中倾听林黛玉的对生命迁谢的《葬花吟》。可以说，在获得世界性的审美共识的形式框架中，注入中国文化的民族精神和东方魅力，是中国传统向现代转型、现代向传统回归的必由之路。

　　中国文化艺术的未来发展的关键，依赖于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性呈现的“南北之争”、“灵肉之争”的正确解决，而更根本的是知识分子在政治意识形态、经济意识形态、消费意识形态、西方权力话语形态中的中国立场的价值选择！没有这种艰难的选择，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存在意义就大打折扣，所谈论的话题就将成为伪问题。我注意到，在世界性的精神生态问题成堆的情况下，当今文化艺术关注社会日常的、表面的、热点的、常态的层面太多，而未能关注习焉不察的深层问题。福柯为什么能成大家？他在唯理性主义中关注了非理性的现代性“疯狂”和话语权力运作秩序。德里达为何能成大家？他关注了当代思想文化中的边缘、解构、踪迹等非常态事物。为什么中国的艺术家批评家总是那么热衷于关注世俗化社会中需要鼓吹、怂恿、做秀的东西？为何不关注那些值得我们批判、反思、痛定思痛的东西？为什么不能更多地关注那些现在尚未来临将来必然出现的隐性问题？当一些学者缺乏深层的问题意识，而当代中国的学术又面临着理论的深层危机时，我们有没有可能真正深刻意识到这些问题的急迫性？这实在是考验中国学者理性合法性和价值公度性的尺度。

　　作为被误读的“东方”的中国学者，我们应该思考的毋宁是：在后价值后良知时代，中国学者有没有能力、资格和水平对世界未来提出自己的文化问题和全球性文化发展问题？也许，我们很难逃避这些不合时宜的思想考量！

　　二 当代中国文化艺术发展的四个话语转型

　　外国学者写了一本《发现中国》，我注意到在书中，“发现”的主体是西方的传教士，“发现”的对象是中国的劣根性。难道中国学者就不能自我发现一回吗？难道我们不能去发掘清理自己的历史、文化、民族、语言和文艺理论吗？难道就不可以发现经过西方创痛后的我们曾经撕裂、经过重新组合的再生的文化生命吗？就文学艺术而言，其话语背后的当代文化自卑尤其值得关注，可以说在当下中国文化叙事、中国文学形象、中国艺术精神中，已经不是一般的感性和理性的问题，更是对精神生态失衡的清理和重建问题。在这一精神生态重建的未来走向中，中国当代文化艺术发展正在发生着新的转型。

　　其一，如前所述，当代文化正从一个世纪的“中西之争”转换到全球性的“古今之争”之上。现代化其实是有不同争议的，一种说法认为，现代化是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换，又被称为第一次现代化；还有一种说法是从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转化，这是第二次现代化，又称为后现代化。第一次现代化基本上是物质输出，因为落后就要挨打。而第二次现代化则强调多元差异，强调精神价值的合法性，不再是用物质文明来简单地评述。现代化是人类共同的途径，而不是西方的途径，也不是人类只需要单一模式的途径。应该反思现代性问题，张扬“人类主义”和“世界主义”。

　　其二，从一个世纪的“拿来主义”逐渐过渡到文化“输出主义”，达到“拿来”与“输出”的平衡。近年来，我提出“发现东方”的观点（参王岳川著《发现东方》，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强调在全球化时代要提倡重新阐释和“发现东方”——关注到世界文化进程中“中国形象”的变化。Angus Maddison在《世界经济：千年展望》（The World Economy, Millennial Perspective, OECD: Paris 2001.）中有一条很重要的统计信息：从公元元年到1820年的一千八百年中，中国一直处于世界的前列。公元元年到1000年的这一千年间，中国的经济总量远远领先于世界其它国际经济体，占世界经济的25％左右。而1000年到1500年占23％，这一千五百年中，中国不仅是世界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而且是综合国力最强盛的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都处于领先地位。

　　但从什么时候开始落后的呢？从1500到1800这三百年间，中国经济的制度性障碍，使得中国成为“停滞的帝国”。这时候西方的工业化文明使得西方迅速崛起。准确地说，在1820年左右，西方GDP第一次和中国达平并且超过。中国落后了200年，但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永恒落后下去。在中国和西方的差异性中出现了一个特征，即1820到1850年中国是第一次最大限度拉开和西方的距离，可以说欧洲的人均GDP当时和中国人相比，就是在1820年是2.1，也就是说比中国高了两倍，但是很快30年以后就达到了10.6，高到了10倍，美国比中国人均GDP高达15.6，短短30年中国人一下就拉开距离了。

　　经济上的成功使西方看中国的眼光发生了变化。16世纪到18世纪末，西方对中国都高看一眼。法国思想家伏尔泰说起东方，说起遥远的中国，神思梦绕，对中国极尽赞美之词。仅仅过了20年，1765年他的态度就完全变了：“中国的汉字语言叽叽喳喳的听起来特别难听……”什么原因呢？为什么西方人曾经仰视的中国——园林、建筑、丝绸、艺术、文化等，在他们心目中突然失效了呢？除了他们发现了印度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把中国变成一个自然资源的原产国。他们很难进入中国汉字文化灵魂中去体会中国思想文化、艺术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妙处。到了19世纪，中西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移转，中西双方都是由理解到仇视，甚至互相敌视憎恨。20世纪上半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中国多了一些同情的理解，但是1949年冷战时代开始，双方对峙一直持续到1972年，到1989后同样又出现了很多反复，包括“中国威胁论”等等提出，以及近期关于施加给“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等，其意均在“遏制中国”。

　　其三，从一个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单向透支”向“文化互动”生态平衡延伸。中西翻译著作是一个民族文化交流的晴雨表。我在国家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做了很久的社会学调查表明，1900年到2000年一百年间中国学者翻译西方（英、德、法、意、俄、西班牙语等）的书有106800余本。反过来我又做了另一项考查，考查分两个方面：一是20世纪西方翻译了中国多少书，包括先秦古籍《论语》、《老子》等，数量庞大而为数不少的重复翻译，如《老子》有37个译本，《论语》有160几个译本。我做的第二项调查是，西方翻译20世纪中国有多少著作？大抵不到一千册翻译自20世纪中国学者和艺术家，这实在令人悲哀。中国学者做了一个世纪的学术，却只有一千本左右被西方人读到。情况远不可乐观。

　　因此，对我而言，提出“发现东方”是理念，而“文化输出”是实践。“文化输出”强调东方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它不是一次性的，也不是简单的政治表态，而是一代一代人坚定不移地输出文化。今日中国应该意识到文化输出不是学理问题，而是文化战略问题，是中国人怎样看待自己的文化，怎样重新评价文化问题。“李约瑟之谜”提出，中国科技遥遥领先，却为什么在近代突然落后了呢？“韦伯之谜”提出，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不发生在有长久的资本主义萌芽的中国呢？我还要追问：为什么当代中国在学会“拿来”以后，没有思考一下要学会“输出”呢？为什么他们不可以对人类负起自己的责任来呢？毕竟占人类四分之一！

　　其四，打破一个多世纪来的“现代性线性时间发展观”，走向真正人类主义的“文化境界生态升华观”。人类发展有两条线，我称之为“价值十字架”，一条叫做“时间横轴”：过去、现在、未来，换成是今天的概念叫做前现代和现代、后现代。因此“追新”、“逐后”变成今天每个现代人的努力方向，拼命努力地“超越”，包括赶超英美都是这种思路。应充分注意人类还有一个“境界纵轴”，纵轴的最下端叫做“功利境界”，中间叫做“艺术境界”，最高称做“天地境界”。如果一个人终其一生只知道从过去到现在到后现代，那这个人可能走遍天涯海角都不知道什么叫幸福，什么叫感动，什么叫心醉。相反，得到一种超越功利境界的艺术境界，超越艺术境界的天地境界，就知道今天的美女作家没有超过李清照、也没有超过蔡文姬。艺术不是在时间上的“追新一族”，而是关乎境界的“同一心境”。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人类难道不可以审理自己的文化历程吗——各国清理自己的文化，将文化对话、文化互动、文化多元构成，变成人类大家庭的必然。这个世界，再也不可能让西方人说了算，也不可能由东方人说了算，也不可能由北方人和南方人说了算。未来世界谁说了算？由东西南北共同构成的“人类”说了算。真正的世界历史是多种文化话语力量合力的平行四边形力矩，明乎此，才能真正看清未来世界和人类远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