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5月《任逍遥》入围戛纳

　　之后马宁有机会在北京见过贾樟柯，马宁认为“当时贾的情绪与拍《站台》前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他变得压抑自己，似乎失去了自由，脑子里有种种管制的概念在限制着创作的思路。”但贾樟柯本人并不同意：“我当时挺畅快的，拍完《站台》像搬走了心里一块石头，内心的自由更大了。我特想冲破体制上的约束，想与观众见面，与本土文化接轨，但创作上从未限制过自由。”2002年5月，《任逍遥》入围戛纳时，上海的同学们几乎是守在电脑旁等待揭晓结果的。这完整的三部曲终于让一个汾阳人走进了城市，从贫穷蛮荒逐渐走向文明富裕，眼前的风景越来越美丽，视野越来越宽，像是导演本人的写照，从一个孤独的影子一直走到今天的《世界》，参与的人越来越多，声音越来越嘈杂。

　　2003年12月电影局与年轻导演对话

　　事不过三。但如果没有“天时地利人和”，事可能远不止三。就在新一届政府班子形成之后，电影局领导的思路也有了很大的改观，尤其是他们开始注意到这批在国际上有相当高评价的导演却只能默默在地下工作的现象。贾樟柯、王小帅便是当务之急。改革的信息也很快吹到了上海某些重要领导的耳里。这意味着互动开始。

　　去年10月，贾樟柯打电话给马宁透露自己的新计划是拍《世界》，顺便问他上影的情况。“马宁动作很快，他马上跟上影反映了。但那时没有看到解禁令，谈什么都不太现实。”

　　去年12月，电影局召集一批年轻导演在北京电影学院座谈，向他们公布电影改革的政策信息，并同时征求他们的看法。贾樟柯今天回忆起来都激动不已：“这种直接的交流是从张元拍《妈妈》以来、十几年来的第一次。”由于会议时间有限，导演们并没机会交流，所以事后七位电影人联名写了一封信给电影局领导，提出了他们的困惑和体制改革建议，但电影局并未马上给予答复。媒体曝光此事，让他感到无形的压力，“当时电影局改革的决心很强，我们写的信是温和的，是一些来不及发表的意见，主要是建议，对这个我们并不担心，惟一担心的是媒体把标题写成‘上书’容易使刚建立起来的交流夭折。”(编者注：本报2003年12月4日以“独立电影七君子联名上书电影局”为题报道了座谈会内容。)这段时间贾樟柯拒绝了一切采访，保持着低调。而这时正是上影厂将他的电影立项报上去后一个月，电影局仍然没有回音。因此他陷入了深深的焦虑，便出现了文章开头那幕。

　　2004年1月童刚：这事可以开始了

　　去年11月，电影局新任局长童刚专门找贾樟柯、王小帅等少数几位年轻导演谈话，他们得到的信息是“希望把这一页翻过去，大家重新开始。“半个月后，立项批下来了。上影厂吃了半颗定心丸，12月底将剧本送到了合拍公司，等候剧本审查。上影集团新任总裁任仲伦给了贾樟柯很大的鼓励：“我们请你来拍片，不是为了改变你。”这时电影局并未下发明确的解禁令，但周围传来的消息都是贾樟柯很快就会解禁。因此上影厂领导对此变得不太担心，反而是贾樟柯本人因为受了多年的管制后不太容易乐观起来。虽然之前大家都听说过某位地下导演交了罚款就解禁的事，但毕竟没有收到白纸黑字，而且再不行动，冬季很快过去，贾樟柯片中的冬季外景只能再等一年。这时上影集团副总裁许朋乐去了趟北京，见到电影局长童刚时，童刚明确表示：“这事可以开始了。”但许朋乐提出“你们得给我们一个文字呀！”期间，上影厂领导也在上海与电影局艺术处处长、前任上影集团副总裁江平见过几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