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5月懵懂中拍完《小武》

　　在马宁记忆中，贾樟柯最初与上海这个城市的同学们发生联系是在1997年5月，他拍完《小武》后，在那之前，贾樟柯几乎是在极小范围地从事着自己的拍摄工作。今天他回忆起来有些无奈和委屈，“拍第一部电影时想法很原始，没想过要与观众见面，想拍就拍了。所以被禁那时我反复向电影局说明，我拍《小武》时真的不知道还要走那么多程序，但他们不相信我，直到现在也不相信。”电影局的工作人员不相信他，好在有一帮同学欣赏他。那时还没去国际电影节上走，当然也不可能有什么奖和评价，贾带着片子到上海给同学放了一场。“挺冷的一个夜晚，上影厂宿舍区里的第八大楼，”马宁回忆着，“二十来个同学聚集在三四十平方米的活动室专注地看完了《小武》，以前大家也以同样的方式看过一些同学自己拍的片，但没想到这次感受是那么震撼。同学们从此对这个瘦小的家伙刮目相看。”

　　1999年1月被禁后田壮壮伸出援手

　　贾樟柯再去上海是筹备《站台》，但这时的他已是载誉归来。贾樟柯回忆说：“1998年2月《小武》在柏林首映后，反响很好，因为影片已经获了奖，上影厂才对我感兴趣。他们与国外一些同行谈合作时才知道原来还有我这么一个导演。”贾樟柯在这种欢迎自己的氛围中很快做出决定：要在上影厂完成《站台》。这大概是贾樟柯第一次萌生与上影厂的合作念头，这段时光过得相当舒展开心，马宁等一帮上海本地同学常与贾去1937或奥玛丽酒吧聊天喝酒，一谈就是一夜，贾樟柯也与上海的101影评人组织有了联系，并去演讲过，当时贾樟柯还不属于任何公司，只是在与香港胡同制作公司合作。因为与上海的这帮电影人在思想上走得特别近，地理上的距离也算不上什么，贾常常飞机往返两地。没想到这种情绪突然中断了——1999年1月13日，上影厂收到了电影局关于贾樟柯在内几位导演拍片的禁令。

　　从那之后，马宁很久没见到贾樟柯的身影，上海与北京因此断了联系。马宁只能偶尔从北京来的贾樟柯的朋友口中打听到他的近况。事实上这段时间里，贾樟柯在试图与北影厂合作，“这是马宁不知道的，当时上影放弃后我去找北影，北影副厂长史东明和田壮壮导演特别想帮我与电影局沟通，如果办成就让田壮壮当监制，但最后还是没通过。”贾樟柯回忆起当时被拒的过程是：“我记得有一天史厂长告诉我说这个片暂不拍了，因为被禁身份还没解决。我很理解，对制片厂来说他们也无能为力。我当时心情很糟糕，所以直到今天我都很感激他们两位，他们是真心爱电影的人，在那个时候他们让我感到温暖，田壮壮当时看过我的剧本后大致说了这样一句话，小贾，有一种电影是为拍电影而写的，是从心里流出来的。后来他一直推动着我的工作，但仍然没成功。”一个月后，直到1999年11月《站台》开拍时创作生出的兴奋感仍不能让他完全平复，“我当时有点‘报国无门’的感觉，听起来有点傻吧。”

　　2000年9月《站台》扬威反而更失落

　　与第一次相比，贾樟柯第二次拍片时已经意识到是在拍地下电影了，“但创作有很强的生理心理反应，整个心理机能特别是情感收不住了，而且当时很多工作人员已经开始了工作，我不能简单地跟他们说停止。那就做吧。”开拍前贾樟柯有一段时间曾天天想着去哪弄一只老虎来，马宁回上海后立即着手，终于通过种种手续帮他借到了一只患白内障的老虎，但因为这是部地下电影，没能办到运输国家保护动物的许可证，这段戏也就没拍上，事后贾樟柯说：“这是我影片众多遗憾之一，如果是地上电影得到政府支持肯定能将老虎运到北京。”即便如此，贾樟柯已深深体会到上海同学对他的热情关注和支持，贾樟柯是那种平时不爱表达的人，但他没忘在片尾打上鸣谢字样。创作的快感终于慢慢冲淡了之前的痛苦，《站台》最后引入海外资金拍完了。马宁看到时也只能对那未能成功的合作事宜表示遗憾。

　　一直以来，上海的年轻导演们通过在本地发起的新主流电影运动，希望改变上海无多元文化的局面。而贾樟柯，就是他们的希望。这也是贾樟柯注定要在上海这个城市开始他第一部地上电影的原因，只是当时气候还不成熟。“《站台》在2000年威尼斯电影节上的反响出乎我的想像，这又是我最失落的时候。”在国外越受肯定，贾樟柯越期望自己的电影能与国内观众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