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自贾樟柯解禁后拍摄的第一部影片《世界》在深圳开机后，本报记者就对他进行了跟踪采访，试图解密他历经多年浮出水面的故事。然而，从春天等到夏天，贾樟柯一直忙于拍摄，每次接受采访时都是三言两语便匆匆结束，于是，记者在这期间采访了与贾樟柯密切合作多年的上影厂策划马宁等人，从他们口中了解到贾樟柯自拍摄《小武》到解禁后新片通过审查的幕后故事。文章因为没有通过主角贾樟柯的“审批”，搁置下来。那时的他还不想这么高调地来讲自己的身世浮沉，至少在《世界》未获审查通过之前。

　　惟有等待。我们和贾樟柯都面临着同样的选择。他在等电影局的“盖棺论定”，记者在等他这位当事人的第一人称叙述。大家都遵照程序走，直到几天前，他赶上了威尼斯，而我们赶上了他的好心情，因此成就了这个解密故事。

　　“从第一部片至今，不论是荣誉还是失去，起起落落都是电影本身在起作用，与我被禁不相关。电影是让人看的，我的背景还重要吗？

　　通不通过，我的东西都不会变。”

　　“拍第一部电影时想法很原始，没想过要与观众见面，想拍就拍了。所以被禁那时我反复向电影局说明，我拍《小武》时真的不知道还要走那么多程序，但他们不相信我，直到现在也不相信。”

　　“他们(电影局)效率很高，提出三条修改意见都是我能接受的。我看到了一种努力，他们的工作方法、对电影的认识都灵活了，尽量在配合尊重制片方，如果按电影工业规律这么做下去，我会很乐观。”

　　2003年12月为《世界》而悬心

　　去年冬天的一个晚上，贾樟柯独自漫步在北京的长安街上。那晚的月亮很冷。

　　这是上影厂策划马宁的描述。当时他正在上海，刚挤上一辆公共汽车，还没站稳，口袋里的手机就开始嗡嗡作响。习惯了不被打扰的他庆幸充值卡里只有10元钱了，但当他拿起电话看到号码显示时立即有点焦急。找他的是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同学贾樟柯。

　　按照朋友们对马宁的描述，他当时除了给上海戏剧学院当客座教授，平时与一帮民间电影人吹吹牛，晚上回家看看市场上搜罗来的各种碟，基本上是个特闲散的人。那段时间，为了帮贾樟柯申报一个剧本立项(注：即《世界》的剧本)，马宁前所未有地忙起来。一切看上去进展顺利，上影厂的领导爽快地答应下来并付诸行动。在去年10月下旬上影厂向电影局递交立项后，马宁又再次闲了下来。既然要拍地上电影，一切都得按程序来展开。一个月过去了，电影局那边并没回音，他惟有等待。

　　身边很嘈杂，但马宁回忆起当时接起贾樟柯的电话，仍然听出那头的焦虑。“你怎么能一个人在路上走呢？”马宁为贾樟柯担心，但贾樟柯只是一个劲地说“月亮很好”。马宁不得不像领导一样安慰起贾来：“已经走到这步了，厂里一直在当重要事情申报，所以你也不要急。”关于“月亮很好”这句话是否马宁的演绎无从考证，因为今天的贾樟柯已记不得自己说过那句话。

　　10元钱的电话很快断了线，但马宁怎么也平静不下来，他脑海里不断浮现北京街头那个瘦小徘徊的孤单身影。他有点同情这个苦命的同学，这么多年来，贾樟柯在中国年轻一辈导演里成了国际声誉最高的一个，但他的事业发展并不一帆风顺。马宁聊以自慰的是，贾樟柯能在自己的帮助下与上影厂合作，也算是上海的同学表达对贾欣赏崇敬之情的最好见证，而且这次合作绝不是偶然，回想起贾樟柯这些年在上海的事，亦是一次缘分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