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影评人对费穆作品《城市之夜》的评论《<城市之夜>评》是当时最重要的影评之一。图为阮玲玉主演的《城市之夜》剧照。

　　舞文弄影有硝烟

　　上世纪30年代，随着主流文艺界人士大量进入影界，以及专业电影类媒体的繁荣，中国影坛兴起了第一次电影评论与理论的热潮。其中最激烈的一章，莫过于1933年前后，左翼影评人与以《现代电影》为阵地的“软性电影论者”的论战。

　　电影笔记

　　“放大镜”vs.“冰激凌”

　　据说世界上第一篇长得像影评的文字出现在1896年的美国报纸上，一共四段的文章里有三段是在描述爱迪生这个“天才发明家”的“最新的玩具”，只在文末发表了作者的意见：“这是一次特别的展示。”中国最早的一篇所谓的“影评”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最后的一句评论换成了中国士大夫式的咏叹：“人生真梦幻泡影耳！”简单的说，诞生之初的影评就像现在很多晚报的专栏一样，一个字——水。

　　当然，风水轮流转，当年的这种很水的文体现在已是黄袍加身，成了各大网站招揽点击率的必杀技，更是青年才俊快速出名的捷径。不过要论到影评对电影创作真正的影响，现在可还及不上上世纪30年代的百分之一。

　　当年那一波影评的繁荣离不开左翼文人向着影坛的进军。为了“展开舆论上的宣传”，左翼文人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影评人”小组（中国最早的影评社团？），在1932年间占领了上海各主要报纸的电影副刊。从现在的资料看，这批影评人对电影有着疯狂的热情，凡是在上海放映的中外影片，他们每片必评，为了让自己的声音更整齐响亮，对重要影片的评论还会专门开会统一口径。对于他们认为具有进步意义或反动色彩的影片，更会约定日期于各媒体同时刊发影评加以推荐或实施无情的围攻。

　　当年名噪一时的“围攻”事件是《人道》和《粉红色的梦》的挨批，这两部影片被认为是在宣扬封建道德，掩饰社会矛盾。批评的结果是，两位导演卜万苍和蔡楚声立刻转变了自己的创作道路，很快就分别拍摄了《三个摩登女性》和《渔光曲》等左翼电影，可见当时“放大镜”型影评的力量。当时有些电影因为害怕受到评论的鄙视，甚至没来由地在片中加入几句口号，或者在片尾硬补上一段“进步”的尾巴。

　　“左翼影评”开始遇到对手是在1933年3月，刘呐鸥、黄嘉谟等人创办了一家《现代电影》月刊。这批影评人多是现代派作家出身，其中像刘呐鸥、穆时英更是一时才俊，可惜后来两人入了汪伪政府，又撞上了锄奸队，年纪不大就横尸街头，兼之没能娶上像张爱玲这样的老婆，现在已经不为文学青年所知，不提也罢。黄嘉谟当年却给电影下了一个有趣的定义：“电影是给眼睛吃的冰激凌，是给心灵坐的沙发椅。”他们觉得左翼影评“奢谈意识”，太“硬”，电影“应该是软的”，艺术至上。

　　这场电影的“软硬之争”持续经年，双方论战的中心今天看来大概就是“内容”与“形式”之争，或者用更时髦的学术话语说，就是“所指”和“能指”之争。不过，两边唇枪舌剑并未停留在理论上，读过鲁迅杂文的人都不难想象当年论战的烟火气，损人一道上双方都是妙语连珠

　　“文变染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双方理论路线的背后，当然少不了社会背景和各自的政治倾向的影响。也许正是这个方面的原因，两家的命运才会截然不同。翻开今天的影史教科书，刘、黄等人的理论只是作为“左翼”的对立面出现而露一小脸。如果没有边陲的炮声，这些柔软的电影评论是否就不会被写入历史的另册呢？

　　关键词

　　电影理论月刊，1933年3月1日创刊，由刘呐鸥、陈炳洪、黄嘉谟等人编辑，孙瑜、蔡楚声、史东山等著名导演均为主要撰稿人。该刊以介绍中外电影知识、动态和理论为宗旨，刊载的《电影节奏简论》、《弗洛伊德主意与电影》、《从好莱坞归来》等文章对中国电影理论建设有不可替代作用。

　　“软性电影论”

　　1933年底黄嘉谟发表的《硬性影片与软性影片》一文首次提出的理论，认为“电影是软片，所以应当是软性的”。该理论推崇影片的艺术性和娱乐性，抨击左翼电影内容空虚、贫血。

　　存档

　　对费穆处女作的不同评论

　　1933年，联华公司推出了费穆的处女作《城市之夜》。左翼影评人和“软性电影论者”

　　都对该片做了重头的评论，从这些评论中可以看出双方眼光的差异。

　　无疑地，这是一部强烈地暴露都市黑暗面的影片。作者以锐利的眼光，观察并解剖了现社会的，正反对的两面，他很明白地摘发了金利生活者的自私自利的生活，他们为着自己的不正当的利得，可以毫不顾虑地牺牲大多数贫民的生命。这片子以“住”的问题为中心，展开了现实的矛盾，而给观众以一个深刻的反省。这种暴露，在艺术上也得到了相当的成功。但是，和这样深刻的暴露并行，这片子也包含着很大的意识上的缺点。为着新的电影的更正确的前途，指责出这些缺点我们认为是绝对必要的。

　　第一，这片子的结尾犯了极大的改良主义、空想的社会主义的错误。从富人子弟的转变起，一直到这善良的富家子弟跟着无家可归的人们到农村止，这一段是不必要的蛇足，也就是作者有意或无意地歪曲现实而加上去的幻想。

　　第二，这片子强烈地带着反都市的色彩。作者暴露了“万恶的都市”的黑暗，而不曾指示出这种黑暗的根源，展开了贫富两种生活上的不合理，可是他不将这种不合理的原因归结到现社会机构的矛盾，而笼统模糊地将这一切病状推诿到一个空洞的名词“万恶的都会”身上。

　　第三，在这片子里面，在观众印象中种下一种对于富人子弟的幻想。在现实，可以说没有这样善良的富家子弟；即使退一步讲，有了一两个这样的特种的青年，试问对全社会改革有些什么终极的好处？(摘自《<城市之夜>评》，作者夏衍、郑伯奇等。)

　　最近的两部进步的国产片《城市之夜》和《都会的早晨》也均患了这内容偏重的症状。笔者对于这两个责任者的各方面的努力虽然十分表示敬意，但毛病总是毛病，似不该轻言放过。《城市之夜》成功之点是那集团的描写。费先生对于那团生活的巧妙的Maquillage（化妆）实迫近了《鹤立鸡群》的作者金维多的手腕。然而他对于人物的性格树立却疏忽了。平民决不是那样子，资本家也不会是那样子。这是描写不够，把人物典型化了的关系。

　　功效是艺术的副作用，并非艺术即是功效。希腊的哲者曾有笑话，他说：假如功效最大便算是最艺术的东西，那么世界上最艺术的最美丽的嘴，恐怕就是很大的嘴，因为大可以多吃点东西，功效最大。最大的嘴是不是最美丽、最艺术的，那只须问现代摩登男子便可知道。我看艺术功效说的朋友还是请他鼓励多做几篇记录的或教育的影片，可别把艺术换做“问题”或“议论”这种易卜生时代的不时髦的工具。

　　可是关于这主题或内容的问题现在却不是讨论的时候。因为中国地大物博，社会里从最原始的东西直至到最前卫的什么都有，并不缺乏主题和内容，但形式方面的作风，描写方法，表现手段却不能不开始努力创造。

　　摘自《中国电影描写的深度问题》，作者刘呐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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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杂志年”

　　说到或写到中国电影一百年的历史进程，绝不可以忽视电影杂志的存在与影响。电影杂志的出现，是电影史上的大事，也是电影传播史上的大事。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已经有不少有远见卓识的影界人士，开始熟练地运用电影杂志这个传媒利器，为自己产生的影片、为自己的影业公司，同时也是间接地为中国电影业，作宣扬鼓动。电影刊物极大地推动了电影题材、风格、流派演变的节奏与周期，加速了电影技术的更新与改造，同时又通过杂志的自身包装与编制使得电影观众的欣赏品味与艺术接受力得以提升。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各种传媒力量还相对分散、相对较弱的时候，往往一个刊物就可以推动某种先进思想文化的过渡与发展，一个刊物即可支配某种思潮的诞生及动向，那么几个、十几个甚或几十个更多的杂志方阵，紧密地向着同一方向推进，必然会产生强烈的影响力。

　　现代新闻传播史上，有一个很通俗很流行的叫法，称呼1933/1934/1935年为“杂志年”，因为在这几年中有着比之寻常年头更多的新杂志向世，从而形成一个杂志出版高潮期。同样的道理，在那三个年头，每年都有大批电影杂志出世，完全亦可称之为“电影杂志年”。三十年代，正逢年轻的中国电影危难之时，何去何从？严峻的现实摆在每一个电影人面前。此时此刻诞生的电影杂志肩负着“改革神圣，迷信，凶恶，打杀之国片作风”，提倡“宣扬艺术，宣传文化，启发民智，拯救影业的制片方针”的道义与任务。

　　自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本《影戏杂志》（1920年1月）诞生以来的第一个十年（1920-1930），仅仅大约出现过二十余家电影刊物，而第二个十年（1931-1940）就有九十几家电影刊物问世（以上所指不含戏剧电影混编的综合杂志），在这近百种电影刊物中，出版于这三年的即占了半数以上（绝大部分产生于上海一地），这其中包含着许多著名影刊：《明星月报》、《文艺电影》、《时代电影》、《现代电影》、《明星半月刊》、《电声》、《电通》、《联华画报》等。

　　以电影杂志为切入口，阐释中国电影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段的发展轨迹，是非常鲜活和有趣的，而且似乎是还没有人做过的工作。

　　谢其章

　　坐标系 1934年

　　秀兰·邓波儿的第一部电影《起立欢呼》（Stand Up and Cheer!）上映，当时她刚满4周岁。

　　迪斯尼公司创造出了唐老鸭的形象。唐老鸭是集体智慧的结晶，集中了众人的人格缺陷，脾气暴躁无常，喜欢捉弄人，但往往最后被耍的是自己。

　　日本关东军扶持溥仪建立“伪满洲国”，并策划设立了“满洲映画株式会社”，拍摄反映“日满亲善”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