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田汉在上海的照片

“南国电影剧社”拍摄的电影《到民间去》的剧照

田汉编剧的《湖边春梦》剧照

　　有个青年，有个“银色的梦”

　　今天，“民间影象”这个词是手执数码摄象机的青年中的流行语汇，而要考究中国的“民间影象”之始，也许我们可以回到1926年。那一年，田汉创办了南国电影剧社，开拍了《到民间去》。无论是从摄制活动还是影片艺术特色来说，在当年的中国，田汉走的都是一条十分另类的道路。

　　面对电影这一伟大的造梦机器，田汉曾写过一篇长文《银色的梦》，文中他引日人之言“没有比电影再便于实现空想世界”。然而赤手空球、缺少资本后盾的“南国”的电影实验之梦最终还是归于破灭。对比同期欧洲风起云涌的实验电影浪潮，我们只能说在当时的中国，在国家机器与资本壁垒之间的“民间电影之路”异常崎岖。

　　电影笔记

　　醒不过来，醒不过来的

　　1920年代，旅美的、留法的学子回到中国，一些捣弄“长城画片”，一些创立“神州影片”，还有个“大中华百合”也是欧风美雨下浇灌成的。田汉只去过离家不远的日本，学成回来先洋洋洒洒译下了好些东瀛的剧本，还第一个译进来了莎翁两本大部头。

　　当时小青年明亮的双目流露美好，写信给郭沫若，署名“易卜生在中国的苗子”。他跟青梅竹马的易淑瑜回到上海，1921年操办起《南国半月刊》，同年还跟郭沫若、成仿吾办起了“创造社”，在《创造季刊》创刊号里发表了戏剧文本《咖啡店一夜》，明明灭灭地告诉众人：我田汉心中有个乌托邦，那里喝水不用煤炉上的老茶壶。田汉的愿望很动人，以致他撞见郭沫若在后园浇水，竟气忿他“烟火气太重”；郭先生访东京，田汉相约上“银座”享咖啡，淑瑜佯装肚子疼不去才勉强没露出拮据窘况；翌日田汉又不理自己身无分文，邀客人上电影院，最后还是郭先生埋的单。

　　1925年，田汉本来就阴间多云的天空遭遇雷电——妻子淑瑜病逝。苦闷至极，他受人所托写下第一部电影剧本《翠艳亲王》，片子没拍成，却让在现实里不可像狄俄尼索斯般奔放的年轻人瞥见了希望的火焰，他记起了谷崎润一郎把这种制造光影、动态的玩意称作“人类用机械造出来的梦”。第二年他就“纠结”了归国者唐槐秋等创立起“南国电影剧社”，并豪迈挥笔写下：“酒、音乐与电影为人类三大杰作，电影年最稚，魔力也最大，以其在白昼造梦也。”

　　就这样，田汉成了“五四”新文艺家里第一个“触电”者。他其实是今天抓着书与笔进“星巴克”捱时光的“布尔乔亚”同好，这样的人“触电”，你能指望他正统主流？！可惜田汉上世纪20年代的电影创作资料已尽散失，只知道当时他仍爱行与世俗烟火相左之事，比如在剧社率先放映爱森斯坦《战舰波将金号》，等等。还知道，他从日本诗作启发写了剧本《到民间去》，有点居高临下，有点小资幻想。他参照了西方剧本的样式建立戏剧文本，然后用戏剧的办法对待电影——少动作，少情节，但要抒情。田汉的“新”在于绕主道而行；如果要说他是“实验”的，其实就是说他永远“在路上”；如果用“诗化”来形容田汉，那只是因为他一直不愿从“白日梦”中醒来。

　　结果不到五年“南国社”就被强行解散，然后田汉发表《我们自己的批判》，既“忏悔”自己“Bourgeois（小资）模仿底生活之沉溺”，又“反省”一向以来把电影当梦来做，说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他也许是完成了从浪漫感伤时代到现实主义的蜕变，像英国文坛从18世纪直接跳到了19世纪下半叶；可有些东西是留在了血液里的。田汉1933年写的《色》，写画家蘸自己胸口的血涂壁画女郎的口红，红唇就活动了起来，发出吼声，虽然吼出的是“民族反抗”，却怎看怎有王尔德《道连格雷的画像》那股唯美味道。这不是“造梦”是什么？尽管再过了两年，在狱中的田汉能把一枚铜板磨成五角星；尽管又过了两年，他写成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张璐诗)

　　关键词

　　南国电影剧社

　　1926年由田汉创办于上海。同年，借徐家汇路新少年影片公司原址开拍故事片《到民间去》，田汉自任编剧导演。1928年，剧社改组，更名为“南国社”，扩大范围，包括文学、绘画、音乐、电影、戏剧等部门。1930年因演出舞台剧《卡门》被当局查封。“南国”拍摄的《到民间去》与《短笛余音》两片因资金问题都未最终上映，田汉另为“明星”公司创作了《湖边春梦》的剧本，由卜万苍执导完成。

　　田汉

　　１８９８年出生，18岁时考入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他以国歌词作者的身份为人所熟知，最大的成就在戏剧方面。在电影方面，除了上世纪20年代他在“南国电影剧社”期间的活动外，30年代他还担任了《三个摩登的女性》、《母性之光》、《风云儿女》等电影的编剧，并为《青年进行曲》、《夜半歌声》等电影的主题曲写了词。

　　回眸

　　父亲带电影“到民间去”

　　1925年，从日本归国已四年的父亲遇到了非常大的打击，这就是母亲的去世，他自费出版的《南国半月刊》也因此停刊，父亲收到母亲病重的消息赶回老家湖南长沙，此时母亲已卧床不起，母亲对我父亲讲“一定要死在父亲的身边”，不久母亲就躺在父亲的怀里去世，逝世时只有22岁，父亲和母亲两人是表兄妹感情非常好。母亲去世后，父亲在乡下待了一阵后与我的叔叔田洪一同来到上海，恰好新少年影片公司的姚肇里、唐琳想要拍摄父亲曾经发表过的《环娥琳与蔷薇》，父亲对这部作品并不很满意，于是另写了一部《翠艳亲王》，剧本写了，分镜头的本子也写了，最终还是没有能开拍。

　　1926年，父亲的老乡唐槐秋从法国回来，通过欧阳予倩的介绍与父亲相识，两个人由于是同乡还是同龄很是投缘，于是想在一起搞电影。1926年底，“南国电影剧社”就正式成立，父亲任社长，唐槐秋任副社长，一大批手无分文但满怀热情的知识青年加入剧社，剧社的“开张资本”仅有两百几十块钱，别人都怀疑拍电影要买技术设备，这些钱怎么拍电影，父亲和那些年轻人不管这些，他说就要“穷干”、“苦干”，于是就摩拳擦掌准备剧本要开始拍了。

　　当时想到的就是《到民间去》，这个剧本本来是神州影片公司的约稿，当故事写出来后，“神州”又怕亏本拒绝投拍，父亲是个不服输的人，于是决定“南国电影剧社”自己拍。实际上这个片子，除了基本演员是确定的，其他演员都是碰上什么人就新编进去什么情节。当时正好赶上苏联的当红作家平涅克和他的女朋友从日本到上海，父亲与他结识后就把他和女朋友也编进剧情。影片还是有一定主题的，是受俄国的一些革命的知识青年穿起农民的衣服，到农村里宣传，并且发动农民进行反沙皇政府的斗争，还受日本的诗人石川啄木的诗《到民间去》的影响。“南国电影剧社”为了拍这部电影花费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他们当时的情况非常艰苦，弄得东西当光，房租也付不起了，最后奶奶还当掉了东西帮父亲还欠债。有的书上说《到民间去》因为资金问题最终没能完成，其实是拍完了，但是正好赶上中日战争时期，影片的底片被这部片子的日本摄影师带回日本去了，根本就找不到他，后来有电影学者到日本去找这部片子的底片也没能找到，等于就是遗失了。

　　我现年78岁，回想起父亲年轻的时候那可真叫“天不怕、地不怕，三教九流五湖四海皆兄弟”，所以有一股向心力，能够团结青年；父亲在那么赤贫的时代，又是苦难出身，但是拥有一种纯粹的无私；知识面又极广，话剧、戏曲、电影、音乐都精通，这一点是很难得的。(口述：田申[田汉长子] 采写：实习生 张悦)

　　坐标系 1926年

　　戏剧作家韦达德·奥尔菲为一家法国公司摄制了埃及历史上最早的两部电影，影片因缺乏资金曾一度停拍，由片中的女演员阿齐莎·阿密尔、法特玛·鲁什迪等人自筹资金拍成。

　　法国“纯电影”的倡导者亨利·希美特拍摄了《纯电影的5分钟》（Cinq minutes de cinéma pur），他认为：电影可以摆脱叙事逻辑和物理现实，创造出纯粹的视觉幻象。

　　1926年，年轻的比利时作家埃尔热创作了连环漫画集《冒失鬼巡逻队长托托尔》，其中的主人公长大后就自称“丁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