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许多有电影梦的普通人一样，陈建斌自称是一个“狂热的影迷”，只要是好的电影，不管是美国大片，还是欧洲的文艺片，还是伊朗的、日本的、亚洲的，他都喜欢看。他说，“我也不是因为我想拍电影，我才去看电影在里头学习的……我就是很喜欢看。我看电影的时候，很享受。”他对电影仍然抱有的真诚和热情令人印象深刻，因为现在很多导演，包括某些很牛气的大导演，都已经可以在媒体面前坦率承认，“我其实不喜欢看电影。”

　　可能是因为对电影是“真爱”，陈建斌在拍电影这件事情上显得格外谨慎。好些年前，他写过一个剧本叫《菊花茶》，最后由导演金琛拍成了电影。但这个电影陈建斌自己看了后，觉得很不对劲，“不敢相信这是我写的。”之后十多年里，他一直在练笔，写故事梗概，写剧本段落，还写了很多小说。问他哪里来的时间写呢？他说：“演员有很多时间都是在等待，这个时间就可以利用起来。”默默积累这么久，却一直等到去年，才遇到了那个促使他成为导演的契机。

　　“去年我在重庆拍一个电视剧的时候，买到那个《人民文学》，看到了这篇小说《奔跑的月光》。我当时非常惊奇，就是说哎呀这个小说怎么……当时我都不太相信，就是说我看完一遍，我说不会吧，然后我又看了一遍，我发现就是它就深深地吸引了我，就是说里边它有这个元素是我一直需要的，它的这个结构，它的人物关系，是我一直都想自己写出来，但是我实际上没有能够写出来的东西。”虽然这个故事他已经说过很多个版本，但陈建斌一提起这件事，仍然难免兴奋。

　　要成为导演，必须要有强大的执行力，对陈建斌来说，筹拍和拍摄过程中的经历都是正常工作，轻描淡写就能概括，他感到艰难的唯有一件事：找到他想要拍的剧本。“其实拍一个戏，我觉得那只是一个执行的过程，虽然它很费事，但是它不难，但是寻找到一个好的故事，必须得有一定的时间。”总之，陈建斌不愿意为了拍电影而拍电影，也不是非要过什么导演瘾。电影是他多年来的梦想，而他对待这个梦想自始至终很认真、很慎重，虔敬得就像一个勺子。

　　谈起拍《一个勺子》的初衷，陈建斌说这源于他内心的一种纠结：“当我开车在街上走的时候，经常看到很多人在那儿乞讨，我一般都会拿出点零钱。但是后来这种事情多了，如果我这样做的时候，我身边就会有人说不要给他们，他们是骗子。这样的次数多了之后，我也会深深地怀疑，我这样做是不是在帮助一个坏人，我这样做是不是很傻？”陈建斌的父亲对他影响很深，他说，小时候父亲一直教育他要帮助别人，与人为善，可他现在发现自己已经开始怀疑这种价值观，这种怀疑就令他特别受不了。

　　很多人也会思考这类问题，但要把它拍成一个电影，也是有点“任性”。这种“任性”，用蒋勤勤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勺子”。这对夫妻在《一个勺子》里也演一对夫妻，电影里那对夫妻的相处模式，可能有他们真实生活的影子：丈夫执拗一根筋，总是被聪明的媳妇骂，“你这个勺子！” 然而，这个“勺子”最终证明了自己。陈建斌在金马奖上连续得奖，蒋勤勤喜极而泣，这对夫妻也少有地在公众面前互相亲吻。

　　《一个勺子》的成本并不高，陈建斌说，他们在剧中的服装都是从当地人身上买过来的二手衣，参与演出的演员则是他自己、他老婆、他同学、他朋友以及当地居民。几个主演陈建斌、蒋勤勤、王学兵，他们的生活和剧中人物其实离得很远。当被问到如何演好西部农村牧民时，陈建斌又特别认真地说：“……你是不是在国贸上班，你是不是穿着西服革履，你每天坐着地铁、坐着汽车上下班，跟这个拉条子（《一个勺子》主人公）在那儿走来走去放羊，外在看上去不同，但是内心深处的某些东西，我觉得是一样的……我觉得从内心当中来说，其实他们跟我们面临的处境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这个片子拍完后，他自己是基本满意的，但由于第一次拍电影，观众会对这个作品有什么看法，陈建斌心里没有底。带着《一个勺子》去台湾参加金马前，陈建斌是有点焦虑的。公映的时候，他一直暗暗站在电影院的角落里，观察观众的反应。幸好，台湾观众对这个片子反应还不错，“电影放完的那一刻，我真的感到，这个片子已经有了自己的生命。”

　　采访陈建斌之前，其实做了一些心理准备。因为就在不久前，有同行在采访他时，问了几个私生活相关的问题，陈建斌全程戴着墨镜，特别酷地说了句，“你不配跟我谈电影”。这样的采访对象，难免令人感到紧张。

　　等到采访当天，情况和想的又有点不一样。金马结束后陈建斌很快就从台湾回来了，又很快进了剧组，现在正在天津拍一个民国戏。采访地点就是天津的一家酒店，时间安排在上午10点。由于头天晚上他拍戏到很晚，坐在镜头前的陈建斌显得有些疲倦，没什么表情。但是，当他听到记者说已经看过《一个勺子》，面部表情突然松动了。

　　他非常愿意和记者分享他的创作过程，以及他对社会的思考、对艺术的感悟，虽不能以健谈来形容，但确实言之有物，不失真诚。采访结束后，摄影记者提出，能不能请陈老师帮一个要结婚的同事录一段祝福？他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陈建斌就是这样，愿意说的他会认真地说，不愿意聊的，他其实不太会周旋，从这点来说，他这个人是比较轴的。曾经新闻写，某公司准备上市，持有股份的陈建斌可能会赚很多，有记者拿去问他，他听到就说，这个不聊，立马结束了采访。

　　很多人到了中年，都会变得不太能在陌生人面前聊自己的事情，比起说自己来，中年人总是更愿意聊孩子。《一个勺子》就是陈建斌非常珍视的一个孩子，他对待这个孩子的小心翼翼和微微的不安，让人感到他应该是个还不错的父亲。而这一点，也被另一位采访过陈建斌的同事从侧面证实。

　　“聊起家里人，尤其是儿子的话题特别能挑起陈建斌的兴奋感。他说有次和儿子在毛里求斯，两人没带房门钥匙，就一起坐在露台上，陈建斌无聊就拿手机拍儿子，无意间发现了儿子的演讲天赋。”陈建斌和父亲的关系也很好，“一说起爸爸，他立刻变得好慈祥！”陈建斌去年给他爸爸买了个智能手机，安上微信，之后他爸爸就每天给他发各种链接，什么“太震撼了，全部会动的图片，赶紧转发”、“中央领导为什么都高寿”，每条都特别逗，不过陈建斌都不怎么看，他给他爹的转发则是“书法为何在养生活动中名列榜首”这种。

　　由此可见，炙手可热的新导演，严肃的影帝，很酷的“表演艺术家”，在对待家人上，在内心深处的某些东西，仍然和你我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