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很久没有去想电影是什么，这种思忖类似于去问我自己：我是什么。很早的时候我放弃了这种追问，我选择了一种比较省事的办法———用我自己去验证生活，用生活去验证自己。用一种比较时髦的说法，这是经验主义。 也许戈达尔可以作为一个我用以证明这种追问的可笑，这位同学每过几年就要宣称电影的死亡，但是他一直在拍电影，很简单，除非他拍的不是电影。 概念这个东西往往让我不寒而栗，因为这个东西被人发明之后，可以用来干很多的事情，比如用它来革命，或者颠覆，甚至用来统一。 由此我想起了ＤＯＧＭＡ９５，《黑暗中的舞者》终于以辉煌的成绩证明了自己存在的价值，手提摄像，或者ＤＶ，不用特技，尽量压低创作的成本，一度被认为是电影走向平民的一次革命。可是这部电影动用上百架ＤＶ同时拍摄Ｄａｎｃｅｒｓ的画面，不知道各位同学以为如何？话说回来，我以为这个世界上的艺术，并不以拍摄方式或者手段为核心，也就说，当我在判断一部电影的时候，我不能用他是用肩膀扛着摄像机还是用三脚架来判断它是好的，或者是平常的，是深入的，还是浅薄的，是描摹了世界，还是诉说了一个故事，相反，一部电影，无论镜头是在晃动，还是一动不动，无论导演用了１００块钱还是１００万美元，无论画面上的颗粒是粗还是细致，当这部电影摆在我的面前，它要么具有打动人的力量，要么没有，换句话说，它是一个作品，制作的过程已经消失，惟有故事或者意识在冲击人们的视野与脑海。而我又有一种不敬的想法，我以为Ｄｏｇｍａ９５就是一种打着革命的幌子在哗众取宠的行为，是一次概念的突袭，历史上所有的主义无不是如此，在一种探索的行为的头顶戴上光环或者草帽。 一年多以前我看到了《ｃｅｌｅｂｒａｔｉｏｎ》，我被导演新鲜的技巧所折服，可是如此而已，电影是人创造的艺术，是艺术的一种，是用来表现自己的手段，这一点从达·芬奇到达利都没有区别，而关键在于，从交响乐到ｐｕｎｋ，从布努艾尔再到Ｄｏｇｍａ９５，从时间的一个维度上看，仿佛一直是在发展，也就是一种若隐若现的规律或者是曲线，但是我选择从时间的另一个维度上看，这个世界五彩纷呈，此消彼长，每一种艺术都有人在边缘上突进，在探索更多的可能，如此而已，所谓艺术的革命，所谓走向平民化，统统是概念的堆砌，艺术的过程往往成为思辩的对象，而本身的价值与作品的美感往往被消解，冷酷的消解。以Ｄｏｇｍａ９５为例，几位在宣言上签字的导演，号称永远手提——手提如果是一种可能的手段，当然要用，如果手提可能出现另一种不同于以往电影表现形式的效果，那就用好了，号称“反技术”———照我看摄像机这个东西本身就是技术的代言人，不然为什么要用ＤＶ呢，如果ＤＶ是让影片成本降下来的一种手段，那么又是什么使成本降了下来呢——还是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 把话题拉回到颠覆与先锋的概念上，我认为在一种话语的对面建立反对话语乃是易如反掌，我一直对所谓的艺术颠覆者心存疑虑，如果一样东西已经存在了，你用什么去颠覆它呢，它就在前面，已经摆在那里了，你无法消灭它，你所能做的，无非是建立另外一种可能去摆在它的对面。几十年前布努艾尔拍摄《一条叫旺财的狗》，是那个时代的先锋，现在几十年过去了，用电影去诉说一个成型的故事仍然存在，并没有消失。这是一个事实，而什么又是先锋呢？颜峻在他近日的一篇乐评中说：每一个时代的先锋往往可能是传统的守门员。这种说法乍听上去新鲜，其实就是看穿了概念的虚妄。 很简单，电影仍然是属于人的艺术，Ｄｏｇｍａ９５是这样，ｋｉｅｓｌｏｗｓｋｙ也是这样，每一个时代，在人的每一个精神层面上，都有人在做其实是一样的事情，上帝也仍然住在天堂第１６楼左拐第一个房间，没有谁死了，也没有谁是真的英雄，这个世界充满各种力量的制衡。 我喜欢这种制衡，并且我希望它仍然漂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