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话剧院大戏《伏生》的公演，是话剧爱好者的幸事；看话剧《伏生》 ，是艺术享受，也是心灵震撼。一段两千多年前的历史，复活在21世纪的话剧舞台上，让21世纪的爱剧人既感享受，又觉震撼，必有其中奥妙。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学术释放了它前所未有的原创力，诸多学派形成于这个时期，各种学术思想在这个时期活跃竞争。这个时代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品格和社会品格，这个时代锤炼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能力和使命感，这一切熔铸为一种影响百代的“学统” 。伏生的幸运，在于他是这个学统的继承者；历史的不幸，是让他漫长的一生在短暂的秦王朝中掠过。
这场戏剧化的交集迫使伏生为中国学术思想史做出了独一无二的贡献，让“暴秦”的反文化性格又一次自我呈现。话剧《伏生》在个人与大时代的戏剧化交集中，营造出自己的史诗感。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焚书坑儒时，伏生冒着生命危险，暗将述录唐尧、虞舜、夏、商、周史典的《尚书》藏在墙壁之夹层内，由此逃避焚烧之难。秦亡汉立，伏生掘开墙壁，发现尚有29篇保存完好，这便是中国历史元典之一的《尚书》 。而伏生本人也是这套绝世经典在当时最权威的解读者。他对《尚书》之学，有兴灭继绝之功。话剧《伏生》不许这样的人物在中国文化星空中黯淡。伏生站立在中国学术思想史的断点上。但他不允许自己钟爱的学统真正发生不可接续的断裂。
话剧《伏生》选择了最具历史命运感的时刻展开戏剧行动。它在21世纪的地平线上昭示，焚书坑儒时，火有焚烧不了的，土有掩埋不掉的。然而，伏生舍命保存的价值，并不是为了凌驾于一切之上。沿着话剧《伏生》的主题指向看去，伏生痛恨焚书坑儒，他同样会厌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不是他的理想追求。伏生“文弱”却倔强的抗争，是为了学术自主精神不死、文化价值自立的情怀，以及百家并存的渴望。这样的心灵动因和文化情操，成为人物最强劲的戏剧行为动力。
《伏生》的舞台呈现也是让人欣慰的，它体现了创作者对于民族话剧的追求。自话剧引入中国，话剧的民族化问题就是中国话剧导演们主动认领的美学使命。王晓鹰导演通过《伏生》 ，对这个问题做了自己的创造性解答。 《伏生》尽管是西方话剧的样态，但其表演方式融汇了中国戏曲的诸多元素，无论旁白、对白、角色与角色间的交流，还是节奏、形体动作，都有中国戏曲的美感血缘。这些“中国范儿”的呈现与其题材浑然一体，让观者惊叹： 《伏生》就应该这样演，就应该是这个样。
《伏生》的叙事方式和情境设置以“化境”的圆融，自如出入于中西戏剧表现阈。其“戏剧突转”必是因情势的拗扭，其矛盾冲突因各持价值观，人因为内心的坚守而在情势中显出伟大。
最值得一提的是，歌队使用的创新性。歌队无论在古希腊戏剧，还是中国戏曲中，都是一种强化戏剧表现力的方式，用来表达世俗观点和角色之外的观点，以及剧中人生活背景的普遍性意指。 《伏生》中使用了歌队，但它的恰当和出彩出乎意料。 《伏生》中的歌队是戴着面具的朝臣和儒生，它表达了一种泛指的普遍性，更表达了中国历代朝臣和儒生群体亘古不变的抽象形态，戴面具的歌队不仅是一种背景性观点表达，更是一种历史观点的抽象和哲理性因素，它表达着中国文化的某种传统性力量，这种传统至今发挥着它的基因性影响。
《伏生》是一部具有史诗感的话剧； 《伏生》精微呈现出“中国范儿”的戏剧叙事美学；《伏生》让具有中国文化关怀的观赏者拊膺感喟，让善于历史联想的人们浮想联翩。
（文章来源：中国艺术报/作者：孙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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