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狐娱乐讯（背背山/策划 马嫚丽/文）【前言】2014年1月7日清晨，香港著名企业家、电影制片人、慈善家邵逸夫爵士在家人的陪伴下，于私人寓所安详去世，享年107岁。作为一代大亨，邵逸夫给公众留下来的“遗产”不仅仅是遍布中国各大院校的“逸夫楼”，还有一段段传奇。在人人都在称颂他的丰功伟绩的时候，我们选择了以下20个小掌故，也许看过这些之后，你才会感到真正结识了这位传说中的人物。
No.1 名字的故事——其实，“逸夫”只是他的别号
邵逸夫原名叫“邵仁楞”。在他的老家浙江宁波，“楞”这个字用吴侬软语来说并无不妥，不过换成其他方言，多少有些不雅。邵逸夫很想改名字，但是父亲给儿子取的名字是不能改的。最后他只好在别号上动脑筋，给自己取了个很雅致的字，“逸夫”。
邵逸夫曾解释说，“宁波人从小立志要做大事，头等大事就是经商，一身从商，终身忙碌。去这个名字是希望自己以后能闹中取静，忙里偷闲，安然度过一生。”对了，他的三个哥哥的别名也很别致，分别是：醉翁，邨人，山客。
No.2 奋斗的故事——没有继承家业的“富二代”
媒体多喜欢报道邵逸夫早年艰苦的奋斗史，殊不知，其实在他的孩提时代，邵家算是相当富裕的。他的父亲邵玉轩是旧上海有名的锦泰昌颜料公司的老板，经营飘染、财务等多种生意。同时，邵玉轩同情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在当时的上海工商界颇为活跃。1920年邵玉轩病逝上海时，康有为、虞洽卿及曾任苏浙总督的卢永祥、民国元老谭延阁等晚清与民国风云人物都曾为其题辞致哀。
但邵逸夫与自己的几个兄弟们，却没有一个继承父亲的事业，而是纷纷入了电影这一行。父亲去世后，邵家逐渐家道中落，于是在中学毕业后，邵逸夫就跟着三个哥哥在上海开电影公司赚钱。1931年3月某一天，24岁的邵逸夫自告奋勇，忍受一路的晕船痛去美国买有声电影器材，不料路上轮船触礁沉没，邵逸夫因为死死抱着一个木舰板不松手，在海上漂了一天终于碰到救援船只。这多少有些“少年邵逸夫的奇幻漂流”的意味。
No.3 英文的故事——因为叫“Runrun Shaw”，所以被当成了“萧兰兰”
邵逸夫少年时期在上海读英文学校，操得一口流利英语。当了生意人后，他更喜欢说英文，特别是在东南亚和香港。王晶曾回忆，有一回祖籍上海的王晶跟邵逸夫讲上海话，邵逸夫没有接话，而是讲了一堆英文，把他吓了一跳。
二三十年代，邵家在上海的电影公司受到排挤，邵逸夫不到20岁就开始闯荡南洋。那时候他从卑微的电影放映员做起，把放映机、银幕等装上一个流动放映车上，然后走村串镇，在吉隆坡、怡保、马六甲、槟城的乡村市镇奔走，这样的画面有一种中国八九十年代农村露天电影的即视感。靠着一部破旧的放映机，邵氏建立起东南亚的发行网，逐渐在海外扎根。正是因为这样的经历，据说兄弟几个为纪念他们的电影事业是跑出来的，所以每个人起的英文名中都有Run——大哥邵醉翁叫Runje SHAW，二哥邵邨人叫Runde SHAW，三哥邵仁枚叫Runme SHAW，而邵逸夫的英文名则是RunRun SHAW。对于这个洋名，邵逸夫的解释是他原名邵仁楞，上海话“仁楞”与英文Run run的读音相近。不过邵逸夫很是满意这个英文名，因为run在英文中有经营、做生意的意思，而run run就是“发展不停”，正对邵老板的胃口。
有意思的是，在日本作家佐藤忠男所著在《沟口健二的世界》一书的中译本里，译者将Runrun Shaw译为“萧兰兰”，就连新版也没改正过来，让人忍俊不禁。据说一些大学里的邵逸夫科学馆，英文名就是“Run Run Shaw Science Building”。
No.4 “六”的故事——“六叔”自己的“幸运数字”
邵逸夫因为在家排行老六，圈里人都尊称他为“六叔”或者“六老板”。而他本人也很钟爱“六”这个数字。他爱乘坐名车劳斯莱斯，所以家里有6辆劳斯劳斯，其中一辆车挂的车牌是“DM6”，一度是城中焦点。早在1978年，太太方逸华还出面以33万高价，投得另一个无字头“6”车牌送给邵逸夫。
No.5 LOGO的故事—— 邵氏的“SB”Logo
熟悉香港老电影的人一定对“邵氏出品，必属佳作”这句话耳熟能详。不过更引人注目的是邵氏的Logo“SB”。别误会，这不是现在骂人的话，而是“Shaw Brothers”（邵氏兄弟）的英文缩写，而邵氏电影公司也模仿好莱坞的华纳兄弟“WB”，其全英文名为“Shaw Brothers Film Company”。当然，在这两个字母组合已经产生另外意思的现在，恐怕邵氏迷们重温片头的时候，也会觉得有几分微妙吧。
No.6 胶片的故事——“没有好的戏，我宁愿烧”
邵逸夫年轻时很是勤奋，曾有1天看9部片子，1年看700部片子的纪录。他在邵氏影城还有自己专用的试片室。他曾说，“我晚上只睡1个小时，其余时间便是工作。”到了古稀之年，他也是坚持1天工作16小时，十分励志。大导演张彻曾在书中写道，“邵逸夫当年治事之勤，是我生平罕见，他坐的劳斯莱斯是名贵豪华的车，车里有酒吧，他改装成小型办公桌，连途中的时间都不浪费。”
不过，邵逸夫能打造出如此一个娱乐帝国，除了靠勤奋，还要靠严格。为了树立邵氏的良好形象，邵逸夫早年很是严格控制影片的质量。有的时候出现劣片，甚至会亲手烧掉，毫不手软。他说过：“在早期，我成日烧片，没有好的戏，我宁愿烧。” 大导演张彻在邵氏的起步就并不如意，他替邵氏拍的第一部电影《蝴蝶杯》更因邵逸夫本人不满意，就遭到了被烧毁拷贝重拍的悲惨结局。
No.7 “抠门”的故事——为省十块钱，惹得剧组闹罢工
邵逸夫作为慈善家很是大方。但是作为商人，在手下眼里过于精明，就连公司食堂的馒头多少钱一个都记得清楚。有个流传已久的轶事，某一天剧组在外拍戏，想要20元买100个生煎馒头给片场工作人员。剧务填了采购单让邵逸夫批准，邵逸夫一看，生煎馒头在片场饭堂只要一毛钱一个，采购写两毛钱一个，而且还要去尖沙咀买，来回要用车，于是不批。其实这天片场饭堂的馒头师傅恰好因事请假一天，当天没有馒头卖。结果是，出外景的工作人员因没有早餐吃闹罢工，邵氏为此损失了近万元。事后，邵逸夫的太太方逸华只好戏谑地告诉公司同仁，“他可省了十元”。而邵逸夫本人生活作风也比较节俭，他通常去马场赌马只下注10元，有次排队看到前面的人下注500元。邵逸夫一看这个人是公司里的剧务，回头就要整顿作风。
邵逸夫的第二个太太方逸华也秉持着一贯的节俭风格。据说，当年大导演李翰祥拍片，需要十个小孩吹肥皂泡，每个孩子要一只竹筒，预算单子交上去后，方逸华砍掉一半。也因为“申请单永远cut 半”，人称方逸华为“Cutting Manager”。
因为吝啬，邵逸夫错过了不少赚大钱的机会。当年尚未成名的李小龙曾找他毛遂自荐，欲以每部6万港元片酬拍电影。但邵逸夫认为此人太狂妄而把价码压至每部3千到9千港元。当时流传的版本是，邵逸夫一声冷笑，“开什么玩笑，他难道不知道邵氏300元一个月的武师一大把吗？”结果李小龙掉头投奔了六叔的竞争对手嘉禾，致使邵氏错失了香港电影史上最具票房号召力的“金鸡”。
No.8 “小算盘”的故事——票房收入可以少，导演酬劳必须砍
邵逸夫崇尚节俭，也非常善于砍价。曾拍摄《三笑》的导演岳枫，让编剧组的许国做副导演。由于许国当时是编剧，戏拍完后，制片部照例开了一张1000元的副导演酬劳单，呈请邵逸夫批准。他眉头连皱数下，然后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请与许国交涉。”制片部的找到许国说：“老板是叫你下厂去了解一些拍片情况，不是叫你去做副导演，所以老板希望你打个折扣，收800元算了。”许国一听火起，就把酬劳单撕掉了，边撕边叫：“邵老板多了1000元，也富不了多少；我少了1000元，也穷不了多少！”
以上的例子也许有些极端，而邵逸夫的算盘打得精也是出了名的。有一次导演程刚拍摄的《神刀》在市场上卖到97万港元即奉命收场。程刚为此央求邵逸夫多映一天，让他过一过“百万导演”的瘾，但是遭到拒绝。为啥卖到97万就不卖了，不是越多越好吗？这里面有门道，程刚如果成为“百万导演”，薪水就要加到“百万导演”的同一水平。而票房增加了3万，程刚的薪水增加的可能就不止3万。邵逸夫不能让手下人轻易得意，为此他宁肯少一点票房收入。
No.9 邵氏影城的故事——明星入住，水电房租全免
为了成就电影王国梦想，邵逸夫在60年代在香港清水湾买了一块地皮，建成邵氏影城。员工们曾指出邵氏影城有三大优点，一是空气清新，二是饭菜便宜，三是发薪准时。邵逸夫对本公司的演职员很关照，特别在宿舍区建造了一座美观新颖的明星大厦，取名为“敦厚楼”。住在这里的人们，水电、房租全部免费。
邵逸夫本人的别墅位于影城的山顶，下面有个仿制的颐和园小园景。但邵逸夫并不常在这座别墅里住，他更多的时间是住在影城附近的一栋普通公寓里。
No.10 铜像的故事——结果惨变员工“出气筒”
邵逸夫的电影公司在60年代中期达到最辉煌的时期，手下一票大腕导演，明星璀璨，影片火遍东南亚。那时候邵逸夫很是得意。1966年某一天，他授意手下员工为自己铸造一尊铜像，颇有让自己万古流芳的意思。铜像造好后本来打算安放在邵氏影城大门前的，但当时的宣传部主任陈铜民说出一番话，令邵逸夫很不舒服。
陈铜民说：“六先生，通常只有死了的人竖铜像，而你如今身体健康，精神也好过年轻人，怎么想到要竖个铜像呢？岂不是自己诅咒自己？况且一个人有功勋，铜像应该竖在公众场所，绝不能摆在自家厂里。”陈铜民这样反对自己，当时又没有谁站出来为邵逸夫说话，所以邵逸夫既尴尬又别扭。后来，这个铜像被弃置在道具房里，一些对邵逸夫有意见而不敢当面说的人，便来到道具房里，拿邵逸夫的铜像撒气。曾有人说，那个铜像不知挨过多少武师们的拳脚和小姐们的唾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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