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粱一梦》：
风格化的《枕中记》
最近看了话剧《黄粱一梦》。这个戏取材于唐代沈既济的传奇《枕中记》，是对沈氏传奇的一种形象解读。故事讲到一个姓卢的年轻人，对于自己的现状不是很满意，认为一直只是苟且地活着，并不幸福。听了他这种“老大徒伤悲”式的抱怨或牢骚，旁边一个姓吕的道士问他，你要怎样才觉得幸福呢？他说：“士之生世，当建功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使族益昌而家益肥，然后可以言适乎。”这是他的人生理想，他为自己的人生理想至今不能实现而感到纠结。说老实话，这种理想并不怎么样，求禄做官，渴望成功，光宗耀祖，锦衣玉食，如此而已，与儒家所主张“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理想、信念、使命感并不是一回事，只能说是一般民众的世俗理想。尽管如此，吕道士打算帮助他实现这个理想。他拿出了一个枕头递给卢生，对他说，他想要的都在这个枕头里。果然，在睡梦中，卢生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包括与成功俱来的官场上的风刀霜剑，身世浮沉。梦中醒来，主人蒸黍未熟，而全部人生体验已经完成。吕道士对卢生说：“人生之适，亦如是矣。”卢生沉思良久，起身谢过吕道士：“夫宠辱之道，穷达之运，得丧之理，死生之情，尽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
吕道士这里所做之事，与《红楼梦》里警幻仙姑所做之事类似，区别仅仅在于，冥顽如贾宝玉者，当时尚不解其意，而卢生却已经“敢不受教”了。话剧《黄粱一梦》在舞台上演绎这个故事时，基本上遵循了传奇所提供的情节框架和叙事倾向，戏剧的创造性则主要表现为将这个故事舞台化的处理方式。导演采取了戏曲舞台写意式的呈现，表达是风格化的，强调舞台调度的高度灵活性，时间和空间都不设限，人物可以自由往来于现实和梦境、此时和彼时、庙堂之高和江湖之远，丰富了舞台的表现力。演员的表演虽非完全的程式化，但是虚拟的，而非写实的，载歌载舞，唱念结合，卢生挥舞毛笔书写的段落，以及卢生扎靠旗与手擎宰相服的演员群舞的段落，举手投足，都很优美抒情。仿昆曲的唱腔，也给该剧增添了一点雅致，显得从容不迫，文质彬彬，而从头至尾贯穿始终的一把三弦则渲染出一种沉郁、苍凉的意境。
“新国剧”：
应以精神承担挽救“骨质疏松”
该剧在戏单上打出了“新国剧”的旗号，称之为“探索第一剧”。但何为“国剧”，又如何“新”之，似乎还有思考和讨论的余地。按照余上沅的说法：“中国人用中国的材料去演给中国人看的中国戏。这样的戏剧，我们名之为国剧。”这种说法今天看来也还不错，《黄粱一梦》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沿着这个方向努力在做的，所用材料应该说也很“中国”。不过，中国历来无“国剧”之称，只有昆曲、皮黄、梆子及各种民间剧曲等等，国剧的命名首先是为了区别刚刚引进的西洋戏剧，同时，也是为了与传统戏曲划清界限。80多年前的国剧运动，不能不说是对“五四”以来新文化人反对京剧呼声的一种回应，本身包含了革新国剧的意义在里面。也就是梁实秋在《悼念余上沅》中所说：“所谓‘国剧’不是我们现在所指的‘京剧’或‘皮黄戏’，也不是当时一般的话剧，他们想不完全撇开中国传统的戏曲，但要采用西洋戏剧艺术手段。”也就是将中国传统戏曲与西洋话剧相结合，创造一种全新的戏剧样式。
既然如此，当下提出“新国剧”探索，这个“新”字又该落实在何处呢？导演黄盈解释他的做法是这么说的：“不仅是进行纯粹美学上的建构或戏剧技法的革新，更多的是缘于对文化现状的体认与力行。”后面这一点非常重要，以观赏者的眼光来看，看戏就是要满足我们的艺术享受，而这种艺术享受不仅包含了戏剧的艺术表现和审美情趣，应该也包含了剧中的思想意蕴、道德观念和社会价值在内，二者是融为一体，不可分的。如果是这样，就目前的戏剧现状而言，“国剧”之“新”或许要在两个向度上展开，其一是以传统戏曲“假象会意，自由时空”的审美精神，来救庞杂凌乱、堆砌臃肿、令人窒息的话剧舞台；其二是以艺术家对社会、历史应当负有的责任和承担，来挽救当下戏剧的骨质疏松、精神萎靡、浅薄无聊、铜臭气息。说起来这是一个老问题，在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艺术主体性的洗礼之后，我们比较容易接受以审美的眼光去打量艺术创作，而对于谈论艺术家的历史责任、社会责任、道德责任就非常警惕，不愿意谈论艺术作品的思想意蕴、道德观念、社会价值乃至精神品格，以为这样一来可能滑到“政治标准第一”的老路上去。诚然，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但我们不能因此而逃避艺术家必须承担的职责，放弃对这个社会、这个时代发言，把艺术的意义世界混同于审美的空无境界。艺术创作无疑是自由的，但这种自由不应该是解脱后的消遣自适，或物我两忘的怡然自得与自我陶醉，而应该是重新介入社会历史，去除俗常之蔽以恢复洞见和更高的人生关怀。在我看来，作家、艺术家不能没有精神上的痛感，其意义就在这里。
艺术家应有精神的痛感
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再看《黄粱一梦》，我们很容易就发现了它的缺陷，即它对原作仅仅停留在呈现或表现的层面，缺少对它的深入思考和重新审视，没有从当下的“文化现状”出发，对原作的主旨做出必要的调整和改变。
实际上，在现存的唐代传奇中，以梦为题材，写在梦中历尽人生的故事，除了沈既济的《枕中记》，还有任蕃的《樱桃青衣》和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而后者的主旨恰恰在于对封建官场本性的揭露与批判，揭示了人性异化后的黑暗。在这点上，它明显地高于《枕中记》，因为《枕中记》顶多写了“人生如梦”，以及“看破之后的放弃”这类所谓的人生智慧，并不符合我们“对文化现状的体认与力行”。但既然已经选择了改编这篇作品，那么，在处理其主旨时，就不能不将我们对现实的体验融入其中，不能不表现出我们的精神之痛，不能仅仅满足于散戏之后那碗黄米饭的清香。这就需要改编者有一点质疑的眼光，甚至努力去颠覆它，超越它。这绝非不尊重传统，任何时候，对传统都不可能全盘接受，而是有所取舍的。尽管《黄粱一梦》增加了一些台词，譬如卢生高中状元之后，跪听圣训，二大臣说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类的话，并不足以改变叙事的基本倾向。我为此而感到有些遗憾和不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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