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大拿赖声川，地产大亨冯仑，这两个名字很少会被放在一起，然而，一部话剧《宝岛一村》，把两个同样热爱台湾眷村文化的人联系起来。冯仑说他这些年去过台湾不下30次，并曾专门去寻访眷村遗迹。台湾出租车司机惊讶地问他为何会知道“眷村”，他笑答：“我是搞房地产的。”
城市里的拆迁，大陆和台湾都曾经并仍然在经历。赖声川说，眷村当初有七八百个，现在已经拆到只剩三个。他建议冯仑在最后的拆迁之前可以考虑将那片区域背后的历史、居民的故事用影像记录下来。冯仑说，他今后会在实践中施行。
本月25日-27日，《宝岛一村》将在保利剧院连演3场，“眷村里的人说着天南地北的话，但都怀有一个梦想回家。可是他们却回不去了，这如同历史跟他们开的一个残酷的玩笑。”赖声川说。
赖声川
台湾舞台剧导演。生于1954年。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戏剧博士。结合传统相声与舞台剧而创作的《那一夜，我们说相声》令其声名大噪，其后的《千禧夜，我们说相声》《暗恋桃花源》《宝岛一村》等剧相继走入大陆观众视野。著有多部书籍。
入行缘起 一个循序渐进，一个纯属偶然
赖声川：我是渐渐进入话剧行业的。我成长的时代，台湾没有什么话剧，所以也没法立下这个志向。比较能看到未来的是电影，但我觉得自己没有那个条件。学生时代我喜爱文学，念的是文学、音乐，那个时候也玩音乐，所以还是更偏于表演艺术类型，我还很喜欢画画。所有的加起来，我以为就等于戏剧了，就往那个方向走。
冯仑：我一开始就做了房地产。这个事做成了，所以一直延续到后来。中间也做了一些别的，但房地产方面没有改变过。我绝对是偶然性地选择了这一行，刚开始做生意时选择产业不太理性，只是想怎么能活下来就先做什么。房地产让我活下来。后来很难，进入一个泡沫时期，炒房炒地，但我们一直没有离开。
赖声川：听说你要拍电影？
冯仑：不是，那是唐骏要拍，他希望大家去（捧场）。我还远没有计划说要离开商人身份去扮演别的角色。文化这个事，比较起来，门槛太低，门槛又太高。太低是因为，谁都可以说文化，太高是因为，谁都说不好。因为门槛低，所以说的人多，因为门槛高，所以没大师。
有时别人会把我拉到这个角度来谈谈，但我心里最重要的是“买卖人”这件事，这个不能不认真。
身在社会 无须通过拒绝应酬来找平衡
赖声川：如果需要向别人介绍自己，我尽量不介绍自己是干嘛的，因为当他发现之后，他会哇哇哇说很多，“听说他是导演”，“他是什么编剧”之类的，然后握手。当他看到我做过的事情后，会把我膨胀到一个不真实的地步，但他其实没法认识真正的我。
冯仑：要是我来介绍自己，简单说就是买卖人，多一点就说：我是资本家的工作岗位，无产阶级的社会理想，流氓无产阶级的生活习气，士大夫的精神享受。
我经常调侃，这四个角色在我身上都比较清楚：我每天上班当董事长，当然代表“资本”了，但我从小受的标准格式的教育，实际上是无产阶级社会理想；至于“流氓无产阶级生活习气”，做生意从社会最底层做起，我们完全是从借钱、负资产开始，从借最少的钱到几千、几万、几百万、几千万，当时在海南那么乱的地方，我们身上沾染很多流氓无产阶级生活习气，就像绿林好汉那样；再一个，我当然也受过一些教育，还是有传统的中国士大夫的精神价值，还有一些残喘。这四个方面大概是盖在屁股上的四个戳。
赖声川：现在我参加的应酬还是很少，不过越来越OK了。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加上工作狂，一切时间都放在作品上，我的个性也不喜欢随便应酬、吃饭，我跟丁姐（赖声川的太太）生活都是尽量在家里。以前自己会纠结，但我越来越了解，这些也是工作的一部分，就欣然接受了。
其实我不喜欢“应酬”这两个字，有机会认识一些朋友，我们都很珍惜，可是人生真的很短，要做一些事情、尤其是做到我们这样一种精密度的话，真的要耗很多时间。
冯仑：我经常在国外出差，那种时候就不用参加应酬。但我并不觉得这是负担，我对人和社会特别有好奇心，如果有机会参加什么活动，哪怕很烂，我也不觉得吃亏，看看众生相挺有意思。但有时候的确分身乏术。我是在这个过程中找平衡，而不是说通过拒绝来找平衡。
对商人来说，应酬有自己的习惯，比如有些民营企业跟政府部门打交道特别多，我这部分比较少，就省下点时间来跟其他的，比如跟学校打交道。跟政府部门打交道比较辛苦，需要学会很专业的吹捧，跟学校打交道不那么累，交流平等自由就好，我觉得这个比较开心。
克服障碍 要有大历史格局
赖声川：遇到有负面能量的时候，先看状况最坏能不能接受。这也是我太太教我的方法最糟的是什么？你能接受吗？那就非常简单了。讲得再深一点，碰到负面时，通常都是一个机会，来看自己是不是做得不够好。
冯仑：我觉得这很简单。我看过太多事情，知道太多历史和故事；我去过世界太多地方，包括打仗的阿富汗、巴勒斯坦，上过山，徒步走戈壁，骑自行车旅行，体力、精神上所有延展开的，我都了解。加上我的性格一贯把丧事当喜事办，所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能在我这儿停下来。
再不好的事，总能找到一个对照，这件事历史上怎么样，人家怎么处理。要有一个宏观的、大历史的格局。佛的“大肚能容”是容得已经很多了才能再容，我大概不是佛，但我理解这个原理，我已经容得很多了，再来一个也不在乎。
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有底气。比如说，以前农村妇女一碰手就跳井里，她觉得这是贞操问题，但知道了还有“天上人间”后，你就一定不跳井了，对吧？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知道一个有逻辑的结果，你就没有紧张和恐惧，也不会郁闷。人之所以痛苦，很大程度上是你的经历、经验和思维与现实提供的一些事件是拧巴的。这需要理性，需要历史，也需要体验，有很多方式。
冯仑
万通地产董事长。生于1959年。西北大学经济学学士，中央党校法学硕士，中国社科院法学博士。自1991年开始，领导并参与了万通集团的全过程创建及发展。主编《风马牛》《野蛮生长》等书，译著《狂飙突进马克思的心路历程》。
交集探讨
如何消化眷村之悲？
冯仑：每次去台湾我都会去看眷村文化。记得伊拉克战争那年我正好在台湾，电视里天天播打仗，我一下想起来当年打完仗后很多老兵去了台湾，就找了一个出租车带我去找眷村。司机很诧异：“大陆人怎么知道这里有眷村？”后来我跟他说我是做房地产的（笑）。实际上我研究过这一段历史。再后来，我去了很多眷村。
赖声川：我第一次带着《宝岛一村》到大陆来，媒体也问我什么叫“眷村”，我大概解释了一下，有人说，就是“军队大院”？我说也许吧，军队大院里的空间关系和人情是有点接近眷村，但“军队大院”里绝对没有的一样东西是眷村绝对有的，那就是每个人都想回家，而且回不了家。
在大陆朋友的记忆中，1949年，大家看着他们的背影离开，下次看到他们，可能是上世纪80年代开放，他们第一次可以回家，后来又看到他们回来了，穿着西装，很体面，带着“三大件”比如冰箱、电视机。大家都觉得台湾生活真好、真有钱，但并不了解，那个人的西装可能是向别人借的，可能一辈子的积蓄都花在了这几样东西上，中间这40年发生了什么事，大家都不知道。《宝岛一村》说的就是这个故事。
一般来讲，眷村文学多数都是悲的，如果用悲哀的情绪和色调说一种悲哀的故事，有点难受，而且我们怎么向前走，怎么样能越过这段历史消化它？《宝岛一村》采取的是一种幽默的方式，但它给观众的温暖和笑声反而会增加悲的部分。
名词解读
成功、女性与教育
赖声川：成功的定义必须基于生命本身。事业成功，但创造了很多人的不快乐，我觉得这是失败。活在世上，能创造出别人的快乐，这是我努力的方向，我也是这样看别人的。
冯仑：这就像走路，比别人走得长又还活着，还能笑，别人就认为是成功。其实两个字就可以说明白：死扛。在我的体验中，成功就是死扛，没有什么别的。当然虚荣心会被放大，自由会增加因为财务自由能带来很多别的自由。但不管怎么说，留在内心最多的就是“死扛”“煎熬”“忍耐”“坚持”。
冯仑：我喜欢自然、聪明的女性，不喜欢很雕琢的。过去都说“清水出芙蓉”，这词有点大，“自然”“聪明”就好。
赖声川：我不是那么分男性和女性。他（她）是不是有趣、对他人和众生有没有更多的关怀，我更注意看这些。
赖声川：对女儿，我们尽量让她们自由发展。小女儿现在学动漫、画画，大陆或台湾的父母如果发现小孩有这方面的才华，一般会带她去补习、找老师。我们家不是，尽量让她自己画。我有一些方式带领她更自然地领悟这些，让她在画的时候非常有自信。这大概是我做老师做久了的一些方法。
冯仑：我的女儿不用我塑造，因为她在一个特别自如的环境里成长。现在她在国外读书，我们经常见面，她也有一个很好的成长，未来会不错的。
时事评点
“小悦悦事件”不能只骂不改
赖声川：这段时间来我关注的是小悦悦的事情。有时我也在想，如果我们骂完继续过日子，我们也就和那18个人差不多，因为我们没有帮助这种事情。
大家都说道德问题要解决，我觉得这要先从法律解决，探讨如何开创一些意外发生时的条款。
当然，在道德方面，它很明显地揭发了我们这些年经济走得太快，心灵留在后面追不上来。我不是反对经济增长，但当经济增长变成唯一目标时，很多东西必定会偏掉。
冯仑：我近期关注的事就是仨人死了：小悦悦死了，卡扎菲死了，乔布斯死了。
互相推荐
赖声川：冯总马上要去台湾了，我会请他吃台北一家叫作“老邓担担面”的路边摊。
这家店我从学生时代一直吃到现在。老邓他们家在四川三代做面，1949年到台湾来的，现在已经是他的儿媳妇在做，那个面特别好吃。这完全是《宝岛一村》的故事。现在我去成都都找不到三代卖面的。
冯仑：我最近在看《革命与生意》，不知道赖老师感不感兴趣，讲商人与革命之间的关系，这种角度一般很少有。这本书也讲了民营资本和社会变动之间的关系，很有意思。
上网从搜狗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