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Mtime时光网
作者：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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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田洋次 |
时光网讯 6月9日下午，在北京电影学院举行了“山田洋次导演电影人生50周年”的特别放映活动，现场放映了山田洋次导演2008年在日本公映的旧作《母亲》(高清在线观看)。放映结束后，山田洋次导演也光临现场，与我国第四代著名导演谢飞、纪录片《靖国神社》的导演李缨，就电影《母亲》及50年电影生涯的感悟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在交流中，山田洋次给人留下的最深印象就是他的坦诚和健谈。面对现场提出的每一个问题，山田洋次都是在仔细思索后，然后滔滔不绝的说出自己的想法。作为日本仅存于世的少数电影大师，山田洋次的发言就像他的电影的风格一般，丝毫没有自认伟大的知识精英色彩，极为朴实平白，却又意味深远。
谈及小津安二郎和黑泽明这两位已故的日本电影巨匠，山田洋次导演丝毫不掩饰自己对于这两座日本电影最高峰的认同与热爱。尤其是对于小津安二郎导演，山田洋次还特别提及小津早期电影中的喜剧色彩。而谈到自己如何拍好喜剧及对于电影艺术的认识时，山田洋次则向大家传授了只属于他个人的“独门秘笈”。
聊电影《母亲》 希望二战教训不被人所遗忘
山田洋次：早在一、二十年前，我就想来电影学院，这次来到这里以后感到非常高兴，这个地方对于全亚洲的电影学习者而言，都是学习电影的圣坛。
谢飞：非常欢迎山田洋次。我记得在20多年前，大概是1984或85年的时候，今村昌平访问中国，他来到电影学院看了第五代导演学生时期的作品。那时候是冬天已经很冷了，但他却坚持一定要看下去。那时候我们放了今村昌平的《日本昆虫记》。这次山田洋次是我们第二次接待如此重要的日本导演，对于大家而言是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两年前在香港电影节上，山田洋次接受香港亚洲电影大奖首次设立并颁发的“终身成就奖”，我已经在那儿看过这部《母亲》。作为您的第80部电影，我们想听您讲讲这部非常具有分量的现实主义电影，是要对观众说些什么？向年轻人传递了什么讯息？
山田洋次：这部电影主要讲了法西斯主义对于一般市民带来了多么大的一个痛苦。它以1941年作为电影发生的故事背景，当时日本陷入战争泥潭，在中国也做了许多残忍的事，我希望大家不要忘记这件事。
谢飞：这部电影的剧本是根据和黑泽明一起拍摄电影的野上照代小姐的原作改编的。对于剧本，在哪些地方做出了改动，有没有想特别突出的地方？
山田洋次：电影是根据野上小姐写她母亲的一个回忆录改编的。一方面，野上的父亲因为反政府的言论被捕，并最终失去生命，但他和女儿之间一直写信保持着联系，这些信件得以很好的保存，父女的内容能够作为主线发挥作用；另一方面，两个女儿中妹妹性格比较开朗活泼可爱，有时候会很调皮，有一些恶作剧，这样的性格要在电影中得以体现，会是让人觉得开心的内容。
谢飞：我很钦佩山田先生在电影中的反思，这能够引起我们的共鸣。我们也经历过文革，在电影中，包括朝着天皇的方向跪拜的情节，包括为了给父亲送书，必须擦掉书上用笔标注的文字的情节，拍出这种反思战争的作品，我非常佩服。我想知道这个电影在日本反响如何？一般的观众是怎么看待这部电影的？
山田洋次：在日本围绕这部电影有很多看法，但大部分人都意识到和平是最重要的，并不想再次发生战争。当然，日本也有右翼势力的存在，虽然没有人公开表示反对，但这样一种反对的倾向是存在的，有人也会认为当初的战争并没有什么问题，这是非常危险的。
电影的故事发生在很小的房子中，但一个小小的家庭，他家的对面却有着巨大的历史正在行进，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这一点。对于过去要吸取教训，并将经验和教训传递给下一代。
谈喜剧创作 现实本身就能让人发笑
李缨：其实山田洋次这次来北京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我们都知道在日本发生了3·11大地震，不过通过这次地震，也拉近了日本和世界的距离，同时也拉近了日本和中国的距离。这次活动在筹备时期本没想到能够请到山田导演，当时他正在筹备自己翻拍自小津安二郎《东京物语》的新片《东京家族》，并没有时间。不过因为地震，听说《东京家族》的拍摄计划延期之后，我们才有机会请到导演来中国。
当我们私下聊天时，山田先生表示对小津安二郎的电影非常喜欢。虽然山田导演的电影比小津电影多了喜剧性的因素，但两者通过描写家庭情感为我们带来现实性的感动，却是有共通性的。其实我觉得通过现实手法描写现实容易，但通过喜剧描绘现实就很难把握分寸。中国现在也拍喜剧，但却经常因缺乏现实感而成为闹剧。在这方面，我想请教山田导演，谈谈这个问题。
山田洋次：其实小津安二郎早期作品也很滑稽，特别是他早期电影中有很多儿童明星，都很可爱，能够让人发笑。其实现实中很多人都有喜感，比如一些人自认为严肃，但在他人看上去却很可笑。人有很现实的一面，又有能够令人发笑的一面，因此现实性中就已经包含了喜剧。
我拍的第一部电影其实并不是喜剧，但由于主角是个不靠谱的人，大家看过之后都笑了。寅次郎一开始也并非是喜剧，自己看样片也没想到，不过一出来就有效果，大家都笑了。另外一点，喜剧的主角很重要，我很佩服渥美清，他一出现就能让人发笑。
李缨：一个导演在选择作品时，每个时段拍什么样的作品非常重要。我们知道在《寅次郎的故事》系列结束后，你拍了“时代剧三部曲”，拍了《母亲》，拍了《弟弟》，这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特别是《母亲》这个故事，发生在40年代，和中国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山田洋次：其实导演拍一个电影，动机并不是单纯的，背后要牵扯到很多东西。我想谢飞导演也会同意我的这种看法。
分享电影感悟 技巧并非拍好电影的关键
谢飞：我们这里收到了许多同学递上来的纸条，他们通过文字表达了对你的喜爱。下面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您当初从东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却转行加入松竹成为了一名导演，这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在场的有很多怀有电影梦想的年轻人，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吗？
山田洋次：我还是学生的时候从来没想过自己要当导演。当时并不知道应该干些什么，只是知道自己不想当官，也不想当上班族，就是想自由自在一些。我想许多人其实都并不了解自己的可能性，有些人大器晚成，可能到3、40岁才发现属于自己的天地。
当导演也许就是我的命运。当我还是学生的那个时代，出版社和电影公司特别多，我只是参加了考试，碰巧考入松竹成为了一名导演。如果通过了报社的考试，也许我就会是一名记者。所以不是我选择当导演，而是导演这个职业选择了我。所以我想一开始就树立远大目标，说不定到最后会失望的。与其如此，还不如每天踏踏实实做好自己，才能够达到目标。
谢飞：您已经拍了80多部电影，但我们在私下交流时您却说“拍的多不算什么，现在才算是开始懂电影了”，我想请问您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山田洋次：我渐渐开始知道电影是什么了，但也许直到临死前我可能都不会完全清楚。电影将一个个镜头剪切在一起，就像是变魔法一样。在看样片的时候，经常发现拍出来的东西和看到的不一样，看的时候总是能发现很好的东西。其实黑泽明80岁的时候说过一句类似的话，我也是最近才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拍电影没有捷径可走，只有全身心的投入去拍，集合所有工作人员的爱，以一颗诚挚的心面对电影。我能分享的经验就是这些，这是我在这个年纪才领悟到的。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也会尝试使用一些电影技巧，但现在却觉得技巧不重要了。不过在座的各位还年轻，可以尽量多尝试使用技巧。
李缨：您刚刚谈到电影中的工作人员，我注意到日本电影有一种很特殊重视组合的关系，比如和您一起拍电影的被称作“山田组”，能不能给大家谈一下这种一直以来家族式工作人员的关系？
山田洋次：这个“组”的概念其实就是“project team”（项目组）的意思，导演都有自己像是家人一样的团队。我50年前刚当导演时，当时的工作人员都是终身雇佣制，都是片厂的社员。那时候一个大制片厂有1000多员工，每个导演都有自己的组，比如山田组、小津组。所以50年代才能够诞生黑泽明、小津安二郎、沟口健二等许多大师。
现在很遗憾，经济大环境不景气，电影也一样，所有工作人员都是自由职业者。虽然我跟大家比较熟，要组织班底时大家都主动聚集过来，但毕竟都还是自由职业的组合形式。
谢飞：最后一个问题，您能不能谈谈对于现在中国电影和导演的印象？
山田洋次：我们能接触到中国电影的机会并不多。我看过冯小刚(在线看影视作品)导演的《唐山大地震(高清在线观看)》、《非诚勿扰》(高清在线观看)。还有贾樟柯导演的《三峡好人》，那是非常好的作品。霍建起导演的《那山、那人、那狗》在日本引发了非常大的轰动。此外还有《投名状》。
最近在日本上映的中国电影大多英雄色彩浓厚，场面宏大。但我想中国电影应该不只是这种，还有贾樟柯这样的电影作者，因此我也希望能够接触到更多这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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