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鸿：中国电影等待真正的长大

　　尹鸿的头衔是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影视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著有《世界电影史话》、《当代中国电影》、《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影视文化》等与电影有关的作品。作为致力于电影研究的学者，尹鸿聊起这十年的当代中国电影来，条分缕析头头是道。

电影学者尹鸿

　　作为研究电影的学者，您在1999年的研究重点是什么？

　　当时电影产业改革基本上还没有实质性展开，所以那个时候主要还是研究电影创作和电影文化比较多。我写过连续五六年的中国电影备忘，但写到2000年就快写不下去了，因为这个时期创作处在一个非常停滞的状态。所以就停了两年，一直到2002年以后开始写电影产业备忘，关注重心发生改变，其实也是电影行业本身在发展改变。

　　1999年中国电影仅有8.1亿的票房，您觉得造成这种困境的最大原因是什么？

　　1999年可能还不是中国电影票房的谷底，因为这之前中国电影没有票房统计，只有拷贝发行量的统计。我们最早是按照拷贝发行量来判断一个电影的市场价值的，实际上可能真正中国电影的低谷是在1990到1994年，这是最低谷。那时候电影院都开不了张了，很难营业。1994年为什么会引进大片？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电影院已经接近于要关门了，所以当时引进分账发行电影大片是在拯救中国电影行业，严格来说不是什么狼来了，不是对中国电影多大冲击，因为当时已经没有人看国产片了，用进口电影刺激一下中国电影，勉强能够维持电影院的运转。1999年可能是中国电影有了分账制度后的一个谷底，而且电影产量下降到了只有80多部，前一年可能只有40多部，这一年是因为有献礼，所以有很多主旋律的，国家组织了一些主旋律电影，所以产量大概还有那么80来部电影。

　　当时业内是不是普遍有一种很焦虑的情绪？

　　其实已经谈不上了，大家都不叫焦虑了，对电影已经完全没有信心了。因为这两年社会投资已经几乎不在电影行业了，几乎没有民营公司拍电影，都是国有电影制片厂拿着各级政府各种方式的直接、间接投资去拍电影，至少80%以上的投资是来自于各级政府。

　　投资来源跟今天的情况是不是完全相反？

　　完全相反。现在的政府投资可能还占不到20%，那个时候基本上没有民营公司来制作电影，当然也有少量的民营公司跟国有公司的合作，比如说像张伟平这一年投了张艺谋的两个电影，《一个不能少》和《我的父亲母亲》，投资成本都在300万左右。你想连张艺谋这样的导演，一个社会投资给他只有这么几百万的规模，可见当时的社会资金对于进入电影这个行业有多冷淡。

　　作为一个电影的研究者，您当时的心态是什么样的呢？

　　当时因为产业改革的政策都没有，所以你只能想怎么让电影适应市场、适应需求、适应观众的要求，所以这方面肯定是两极，一极是作为一个文化知识分子，希望电影更有深度，更有批判意识，更有艺术创新价值，另一方面也希望有更多的电影能够更好的适应市场，商业电影严重缺乏，比如类型片，吸引市场的商业类型片的水平很低，希望这部分创作人提高。我当时提出三分天下，一个是主旋律电影，一个是我把它称为商业娱乐片，还有一类是所谓的艺术电影，后来基本上大家都用这三块来分析中国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