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楚生第一次与电影亲密接触就与喜剧结下了不解之缘。据柯灵先生回忆，蔡楚生在电影公司的摄影场里当临时演员，第一次上镜头，是在喜剧短片《呆运》中饰演一个配角。影片的故事几乎就是一个民间笑话：一个小店员买了个彩票，为怕丢失，便贴于门板的背后。后来，天上掉下馅饼，中了奖，彩票却从门板上怎么也揭不下来。这个令人啼笑皆非民间喜剧故事算不上高明，但“喜剧”精神及其趣味作为一种基因贯穿在蔡楚生的创作中。1932年初，蔡楚生编导了有“诗般的幻梦”、“小资产阶级优美抒情”之称的《南国之春》，是一部表现一对青年男女的恋爱悲剧，但其中也不乏有喜剧性段落和噱头。影片中“阳台传情”一场戏就颇富有喜剧情趣。洪俞想追求李小鸿，和两个乐天派的室友在阳台上用制的乐器演奏乐曲，借此引起李小鸿的注意以及展现自己的多才多艺。然而，正当他得意忘形之际，琴弦却断了，结果使自己出了洋相；洪俞给李小鸿写了情书，信发出后特别担心和忧虑，担心李小鸿收不到。他和两个室友吞云吐雾，三人都一样表情，一样动作：坐在那里，低头，抬头，抽烟。等写好第二封信，干脆便到阳台上对李婢喊道：喂，你们家小姐的一封信，邮差投错了，在我们这儿呢。

　　蔡楚生担任过郑正秋的副导演，从1929年冬到1931年夏将近两年的时间，他协助郑正秋拍摄了六部影片，在创作上深受郑正秋的影响。《都会的早晨》诞生于郑正秋编导的创造过票房奇迹的《姊妹花》之前，两者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那就是善于编织悲欢离合的曲折故事。但蔡楚生与郑正秋又有所不同，如果说郑正秋相对偏爱悲剧风格的话，那么蔡楚生则追求一种悲喜交织、情趣盎然的艺术风格，影片更具趣味性和观赏性。影片中有一个经典喜剧性镜头令人回味：心不在焉的惠龄被父亲逼着坐进了办公室，他随手翻看一本黄色连环画’随着他迅速翻动的书页，连环画中的女人像动画形象一样活动了起来，惠龄禁不住抱着连环画亲吻了起来。《都会的早晨》在艺术上也获得了当时影评人极高的评价：“每一张画面的美的构成，每一个镜头与镜头的连接，幕与幕的连接，camcrawork(摄影一一本书作者注)的清楚，整个剧的，hythm(节奏一一本书作者注)，像一只交响曲而没有梗阻，……导演是尽了montage(蒙太奇一一本书作者注)的能事了。”（24）柯灵、伊文：《《都会的早晨》》评一》，载《晨报·每日电影》1933年3月22日。

　　1934年，蔡楚生推出了轰动影坛的杰作《渔光曲》(蔡楚生编剧、导演，王人美、韩兰根等主演)，在上海60年罕见的酷热天气中创造出在同一家影院(金城大戏院)连映84天的新纪录，超过了郑正秋的《姊妹花》。究其原因，在于《渔光曲》与《姊妹花》相比把镜头对准了更下层的劳苦大众及其悲惨命运：寡妇徐妈撇下自己的儿女小猫(王人美饰)和小猴(韩兰根饰)，去船主何家当奶妈，抚养何家少爷子英(罗朋饰)。子英长大后去国外学渔业，而何家也同外国人合办渔业公司。何家强有力的竞争使众多贫苦渔民的生计遭到严重打击。徐妈全家也被迫逃到上海投靠亲戚。小猫、小猴随舅舅沿街卖唱求生，他们遇见了子英，此时他已进了父亲的渔业公司做事。子英资助了他们一百元，不料反而使他们被诬为抢劫而被捕；出狱后，家遇火灾，妈妈与舅舅葬身火海，小猫、小猴成了无家可归的人。子英找到了他们，要带他们到自己家去，不幸，家庭也遭变故，父亲因渔业公司破产而自杀了。子英感到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不可能完成改良渔业的计划，便随小猫、小猴上船打鱼。最后，小猴因受伤致死，影片在凄怨的《渔光曲》歌声中结束。影片主人公小猴小猫兄妹的命运简直是集人间苦难和悲惨之大成：出世不久父亲就死于海难；尚未成人，与他们相依为命的奶奶又病逝；刚来上海不久，母亲、舅舅竟然同时葬身火海；而最后，小猴竟又在《渔光曲》中告别人寰。可以说，《渔光曲》受到观众热烈欢迎的主要原因，在于编导蔡楚生“将苦戏进行到底”、较之郑正秋的《姊妹花》更是把民间苦戏演绎到了一种极致。但是，蔡楚生的不同凡响之处不仅在于“将苦戏进行到底”（如果单纯那样的话就无法超过郑正秋），而且更在于大胆的在正剧人物身边设置喜剧性角色和场景，在苦戏进行中融入喜剧性噱头（尤其是韩兰根的那张尴尬又滑稽的苦脸）。换句话说，蔡楚生在郑正秋传统正宗“苦戏”的基础之上大胆的融入喜剧手法和技巧，创作了一种悲喜交织、趣味盎然的独特艺术风格。我把它称之为“喜剧性诉求”。正是这种“喜剧性诉求”使得《渔光曲》成为了有趣味性和观赏性的电影。两人构成了中国电影发展的分水岭和接力站。正如柯灵先生所说：“郑正秋逝世表示结束了电影史的第一章，而蔡楚生的崛起象征另一章的开始。”（25）柯灵：《中国电影的分水岭——郑正秋和蔡楚生的接力站》，载《电影艺术》1984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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