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代导演”与“第五代导演”是80年代中国电影创作的中坚力量。

　　“第四代导演”是一批从文化废墟中走出来的迟到的耕耘者。他们在大学毕业之际赶上了“文革”，被整整冰冻了十年，一朝解冻，已人到中年。70年代底他们以《小花》、《生活的颤音》、《苦恼人的笑》实现了“电影语言现代化”的“井喷”。进入80年代，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已过了形式创新的过渡期，在思想与艺术上都已逐渐成熟。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强烈的怀旧情绪、祟高的使命感与挥之不去的忧患意识是“第四代导演”创作个性的共同特征。于是，丁荫楠、李前宽等接下了拍摄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的重任，在“第二、三代导演”拍摄的《南昌起义》、《廖仲恺》、《西安事变》之后拍摄了《孙中山》、《周恩来》、《开国大典》。崭新的历史意识与浓郁诗情的结合铸就了这几部作品的史诗品格。黄蜀芹的《青春万岁》把目光投向50年代火一样热情的岁月，把一批中学生阳光、鲜花般朝气勃勃的生活搬上了银幕。她的《人·鬼·情》是一部描写人世的悲凉与孤独的作品，创作者却在其中浸润了对人的关怀与对生命的尊重，流露出她心灵深处的柔润与温暖。吴贻弓的《城南旧事》以“淡淡的哀愁，沉沉的相思”为基调，真实地展现了20世纪20年代旧北京中、下层人民的生活图景，女孩小英子纯净而天真的目光与李叔同填词的“送别”，一同组成了感伤而美丽的氛围，浸润着每一位观众的心。吴天明开创了“西部电影”的先河。《人生》、《老井》的价值在于通过对中国农村生存环境、生存状况原生态式的展示，引发了人们对人生这一永恒话题的沉重思考。尤其是《老井》，以整体的寓意体现了古老的中华民族的精神形象：原始、落后、顽强、坚韧，具有无坚不摧的生命力。张暖忻在80年代初以《沙鸥》一片震影坛。这部描写一位女排球运动员体育生涯的影片，以其浓郁的纪实色彩与哲理意味而让人赞美倍至。而后拍摄的《青春祭》恰似一篇抒情的散文，写特定环境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引发人们对于消逝的青春的怀念。显然，与其他第四代导演相比，80年代的谢飞、黄建中、胡柄榴对剖析人性，反思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更感兴趣。谢飞的《湘女萧萧》开头就引用了沈从文先生的话：“我只造希腊小庙……这座庙供奉的是‘人性’。”影片写的是大媳妇偷情故事，但这种偷情并非是对旧礼教自觉的反抗，而是压抑不住欲望而偷吃了禁果。在经历了几乎惨遭沉塘的恐惧，免于一死之后，终于规规矩矩地做起了儿媳妇。10年后，她平静而又理所当然地为自己10岁的儿子娶了个大媳妇，新的一轮悲剧重新开始。影片写了人性的挣扎后归于的麻木，从中我们看到了中国民族性中的软弱与缺陷。黄健中的《良家妇女》的情节与之相类。只是导演把“大媳妇小丈夫”的故事作了历史的纵向延伸与文化上的横向拓展。《良家妇女》的悲剧的制造者不是一个传统的反面角色——封建卫道者，是自己，就象平常所言，魔鬼就在自己心中。影片使我们看到了旧的伦理、道德、观念一旦成了人们的集体无意识，就会变得根深蒂固，要铲除它、更新它就十分不易。胡柄榴的农村三部曲《乡情》、《乡音》、《乡民》充满了对田园乡情的赞美与对传统文化的思考。尤其是《乡音》写了一个农村女子对丈夫的全身心的爱，她整天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随你”。影片借此表达了封建文化对中国农村女性的浸染与压迫，而她们却“乐”在其中，毫不自知。

　　“第五代导演”是作为叛逆者形象出现的。1984年以后这批新锐导演脱颖而出，以新奇独特的处女作树起了新的美学旗帜。在他们的作品中强烈的主体意与成熟的影像意识是最为突出的标志。他们把镜头结构与构图、光线、色彩、音响、节奏的不同效果融为一体，以强烈的视听感染作用来表达作品的主题。张军钊的《一个与八个》是第五代的开山之作。这部改编自郭小川的长诗，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作品其独特性首先在于，将八名罪犯作为主角，突出的是战争状态下的人，他们的心灵的撞击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演变。在拍摄上有意造成的画面不平衡，大反差的光线与黑白对比强烈的版画式构图，使影片中人物充满了雕塑般的沉重与力度。接下来问世的是陈凯歌导演、张艺谋摄影的《黄土地》。影片在摄影、造型、构图等方面出了大格，以土地、民俗文化、人物三者的统一，以叙事、抒情、哲理三者的统一，表达了陕西高原古朴、苍凉、深厚的民风，表达了创作者对民族特性与农民命运的思考。其后连续问世的“第五代电影”有吴子牛的《喋血黑谷》，田壮壮的《猎场札撒》、《盗马贼》等，随着上述电影在国际电影节的被认可与得奖，一个足可以与“第四代电影”相抗衡的新一代电影诞生了。

　　电影反映社会，作用于社会，但同时电影也必然受制于社会。80年代中期开始，商品化进程加剧，我国经济开始加速度发展的同时，价值观念也出现了紊乱。社会上电视广泛普及，各类文化活动变得丰富多彩。观众似乎一下失去了对电影的热情与兴趣。中国电影观众在80年代是逐渐下滑的。但在1986年以前，速度较为缓慢。1987年下降幅度突然加快，每月达3千万人次。1987年到1988年一年间中国电影观众少了31亿。电影突然从盈利变为入不敷出。1987年张艺谋的《红高粱》的问世与得奖标志着“第五代”的转型。在经济与观众的双重制约下，其他导演也纷纷转型，一个无代际差别的时代开始了。娱乐片浪潮接踵而来。《峨眉飞盗》、《神鞭》、《东陵大盗》、《少爷的磨难》、《京都球侠》《银蛇谋杀案》、《摇滚青年》、《最后的疯狂》、《疯狂的代价》……电影银幕一派刀光剑影。而王朔电影的走红也在此时。1988年竟有《顽主》、《轮回》、《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大喘气》等4部电影同时问世，究其原因，是王朔作品中的反文化倾向与反叛意味暗合了商品社会中相当一批无所适从者的心态，而贯串其中的王朔特有的游戏与调侃又添了消费者喜欢的猛料。1989年谢飞导演《本命年》的推出使上述影片变得无足轻重。这部影片的主人公是劳改释放犯，然而他选择了对精神支柱的寻找。导演借这个小人物展示了理想世界与生存现实之间的矛盾，表达了对重建理想，重建全新的民族精神之关切。应该说，《本命年》留下了我们这个转型期社会的生存状态的记忆。似乎也为受到商品大潮猛击的中国电影如何寻找昔日的辉煌提供了某种启示。

　　从整体而言，80年代是至今为止中国电影最为辉煌的年代。80年代电影是中国电影的骄傲，是中国电影史上最为耀眼的篇章，溶铸在80年代电影中的理想主义光彩、现实主义精神、艺术探索的锐气以及风格样式上的千姿百态，将永远成为激励中国电影前进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