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回眸80年代电影，犹如怀念远去的恋人，一股激动、惊喜、失落的情绪便油然而生。

　　记得电影院里摩肩接踵的人群么？记得为看一部电影，大批农民进城挤爆了县城所有旅舍以至不得不在体育场支起塑料棚坐以达旦的场面么？须知道1980年中国电影观众的人次是292亿，报道中国电影的《大众电影》杂志每期发行量突破900万。那时，出行难，该社的记者只要手持一摞《大众电影》，便成了通行证，买车票，找旅馆，畅通无阻。

　　80年代初的中国电影与中国社会紧密相连，与人民大众的意志、愿望、喜怒哀乐紧密相连。在改革开放、生龙活虎、蓬勃向上的社会气氛中，在鲜活、灵动、激情澎湃的艺术情境里，被遏制了十几年的创造力犹如火山般地爆发。吴永刚、汤晓丹、张骏祥、桑弧等“第二代导演”，水华、谢晋、谢铁骊、凌子风、成荫、李俊、王炎等“第三代导演”，吴贻弓、谢飞、吴天明、张暖忻、胡柄榴、丁荫楠、郑洞天等“第四代导演”，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吴子牛、张军钊、黄建新等刚从学院毕业的“第五代导演”，在80年代初期的中国舞台上并肩作战，共同营造出中国电影史上从未达到过的色彩斑斓而又波澜壮阔的电影高潮。

　　80年代初最为撼动人心的是“反思电影”。《天云山传奇》是首部惊爆之作。影片的巨大震撼力来自于大胆而有深度地揭示出正直的人们被错误地打成右派这一时代的悲剧，更来自于借助这一现象，探索历史的教训，从政治、伦理、道德的角度，寻求悲剧产生的根源。影片的可贵在于它不再停留对极左思潮的义愤、哭诉与一般性的政治批判，而是以现实的精神，通过人物命运的变迁，来引发观众对这一悲剧的深层思考。影片中吴遥、宋薇这两个人物的塑造体现了作品中现实主义向人物灵魂的突进。吴遥这个当年把罗群打成右派，如今又千方百计阻碍改正的官僚不仅思想上是被“左”的思潮所异化的，在人性上也是被扭曲的。它代表的是共和国一段噩梦般的历史。而宋薇这位当年在政治重压下的爱情变节者，其悲剧不仅在于她的幼稚与软弱，更在于她的盲目，不独立思考。从宋薇身上我们看到了畸变的政治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制约。《天云山传奇》上映3天以后，全国各地观众的支持信雪片般地飞向上影厂。当导演谢晋在办公室见到满满几大麻袋信件时，盈盈泪水顿时夺眶而出。几乎同时摄制的《巴山夜雨》其现实主义的力度体现在对张瑜饰演的“女解差”的精神裂变的细腻描绘上。影片真实、可信地写出了她从自信、固执、迷茫、困惑、怀疑、动摇、震惊、觉醒，直到放了最初她眼中铁定的“阶级敌人”——受冤的诗人秋石的过程。从80年代始，反映“文革”的影片不再在“伤痕”上止步，而是伸向人的精神领域，这无疑是现实主义精神在创作上的深化。与上述两部影片异曲同工的尚有《芙蓉镇》、《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前者从一个小镇上几个普通人物在“文革”前后几十年的命运变迁，从他们的不同的个性的被扭曲，被异化，来探讨“文革”中极左思潮的历史渊源；后者借助于在一个贫瘠土地上发生的性爱悲剧，不仅揭示了悲剧的根源，也阐明了物质的贫困与精神贫困结伴而行，势必造成人性的畸变这一冷峻的现实。

　　如果说，“反思电影”更多的是表现出新时期之初中国电影艺术家对一个民族所经历的曲折与苦难的正视，那么，同一时期涌现的一批针砭时弊之作，则表现了他们直接面对社会生活发言的勇气。《法庭内外》对封建特权思想的抨击力度曾经激起过社会上强烈的冲击波。影片的中心事件是对一桩车祸肇事案的审理。女法官尚勤秉公执法时遇到了重重压力，因为肇事者是一位老首长的儿子。影片的可贵在于，它不仅表现尚勤在法庭上的铁面无私，义正辞严地审判罪犯，其重点则是表现尚勤在法庭外如何左冲右突，打击那些促成犯罪的家庭与社会的因素。她不仅是在审判罪犯，更是在审判支持犯罪的种种社会的丑恶现象，即阻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得以实现的那种千百年来遗留下来的习惯势力。80年代初期另两部值得重视的针砭时弊之作是《邻居》与《人到中年》。前者鞭挞了住房问题上令人吃惊的不正之风，后者真实地展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那位由潘虹饰演的中年医生陆文婷承受着工作、生活、孩子教育的多重压力，心力憔悴。她手拿冷烧饼发呆流泪的场景以及她正在上学的孩子由于家境的窘迫用粉笔灰将一双黑球鞋涂成白球鞋以应付学校检查的细节，让所有的观众心动不已，从而也催生了政府诸多知识分子政策的出台。稍后几年摄制的《高山下的花环》设置的那张带血的“欠账单”及将军雷震当众痛斥“曲线调动”卑劣行径的情节，使一贯只以歌功颂德为已任的中国军事题材影片中从此有了干预生活的勇气。

　　80年代是改革开放的年代，中国电影力求与改革进程同步；有的影片已经达到了领改革潮流之先，既为改革呐喊，又起到了引导、启示处于改革潮流中的人们对改革进行深层思考的效果。如果说，80年代初期的“改革影片”《钟声》、《当代人》、《赤橙黄绿青蓝紫》更多的是展现改革者强悍、昂扬、大刀阔斧的精神风貌，那么到了80年代中期摄制的《血，总是热的》、《代理市长》、《在被告后面》、《最后的选择》等影片同时将目光注视于改革的艰难与改革者的痛苦。在《血，总是热的》中，我们看到了杨在葆饰演的丝织厂厂长在旧体制面前的左冲右突。他在内外交困走投无路之际喊出：“我国的经济体制犹如一架庞大的机器，有些齿轮已经锈死了，咬住了，必须用改革者的热血去润滑……”这杜鹃啼血的声音，谁听了都会引发一番心灵的悸动。在《在被告后面》中，中华机械厂厂长李江川仅仅是希望有所作为，仅仅是希望进行正常的生产，却不得不进行焦头烂额的挣扎，不得不向四面八方送礼，与不正之风妥协，而最后他却成了一名被审查对象，成了一名被告。而那真正应该成为被告的人却纹丝不动，依然在台上耀武扬威。这类“改革影片”中的悲剧色彩，不仅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也体现了中国艺术家的现实精神。到80年代后期，随着现实生活中改革向着深度与广度掘进，“改革影片”的视角更为多样。诸多影片对改革现实的反映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历史与民族文化心理的纵深地带。如《野山》之写改革，不着力于表面上的矛盾的复杂、尖锐、剑拔弩张，影片以不露声色的写实态度将秦岭深处两户人家、四个农民之间的悲欢离合呈现于银幕，以温厚的微笑，思索的目光，在整个时代、民族势态的变化中写了他们之间的重新组合，在一个所谓的“换老婆”的故事中预示了中国农村的未来。《迷人的乐队》、《咱们的退伍兵》提出了富裕起来怎么办的问题。黄建新的《黑炮事件》叙述的是一个颇带荒诞色彩的故事：一位普普通通、平时不为人注意的知识分子，在出差途中丢失了一颗象棋子——黑炮，打了一个电报去寻找，却由此无端引起领导、群众甚至公安局的严密注意。后来黑炮被找回来了，大家虚惊一场，生活依然，国家却损失了上百万。这部影片从表面看似乎与改革毫无关系，但是深长思之，才知有深意存焉！从举报者营业员的过分警惕与公安局格外认真的外调中，从领导干部周玉珍特别谨慎、慎重中，我们可以窥见多年的政治风浪给人造成的心理裂痕，以及思想上的简单保守与某种程度的僵化。特别是那位老实忠厚的知识分子赵书信接受了无端的怀疑后竟毫无怨言，反而对他的领导嗫嚅着说：“我以后再不下棋了！”由此我们见识了多年来受“左”的政策危害的知识分子心理的扭曲，那种委琐与窝囊。创作者借助于这个故事挖掘了多年来社会生活中延续下来的历史的沉淀，那种潜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习惯性的落后、封建的心理阴影。有位诗人这样写道：“习惯是精神的围墙/隔绝了横贯世界的信风/隔绝了爱、理解与信任/隔绝了心灵的潮汐/习惯就是停滞，就是沼泽，就是衰老/习惯的终点是死亡”。在我们这个变革的年代，人与人的关系应该重新调整，历史留下的阴影应该尽快扫除。那种落后于时代的惯性的思维方式应该被崭新的精神状态所代替。这或许是《黑炮事件》带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它使得这部影片比之同类作品有了更为耐人寻味的审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