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情是从我突然决定和她同居开始的。 突然。我躺在床上，看一本书。毫无疑问，那时我无聊得半死，否则也不会拿本书躺在床上。那时是半夜3点差5分，我困得眼睛发涩，却还是挣扎着看着一本书。如今我不想告诉任何人，那本书是什么，因为我不想让人觉得是某些文字影响了我的意识。 当时天龙音响里放的是Miles Davis《Blue Miles》。我宁愿相信是抽象的小号声引发了突然，而不是其他的什么。Miles Davis的小喇叭的魔力是举世公认的，所以我可以坦然迎接要和她同居的念头。这没什么不好呀。 事情总是接踵而来的。是啊，就像喝了餐前酒，头盘就会端上来一样。 而餐前酒就是：我从来没有真正和她同居过。相反，前前后后倒是和好几个男人一起住过。当然都是合租合住而已。只是，这么多年来，我怎么从来没有和一个或以上的她合租合住过呢。 从来没有。就和平面几何定律一样决绝。 这大概就是头盘突然被放在面前的哲学原因了。我应该和某个人同居。为什么不呢。两房一厅，厨厕俱全，带家具电器，特大双人床（180X200cm），另备有康定斯基风格的布艺沙发床一张。 于是，我合上书放到一边，拿起床头的电话。 同居。我指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同居。 突然意味着不合时宜。这是我经历了很长时间的一次又一次突然之后才总结出的经验。经验的好处就在于你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将很长时间带来的影响反应出来。比如我一边思考着同居的真正意义，一边拿起话筒的那个短暂时刻，一下子就撞上了突然的本质。这样我不必在拎着话筒的茫然里浪费时间，就可以轻易地舒口气放下心来。 很快的，摆脱拿起电话的尴尬，换成伸手关掉台灯的动作，转过身趴在长枕上，闭上眼。事情就是这样，一有了开始就会毫不客气地继续下去。 我还是把她一个人留在那里了。也许她是装睡，也许真的睡着了。她也该累了吧，而我不想呆在医院里。不想。 在之前一些年的某些时候与之后一些年的某些时候，我都这样不情愿地走进又走出医院，形形色色的医院。这些应该和某个深夜同居的念头没有任何瓜葛，因为它们完全分散在各个历史时期里，凌乱得没有规律可寻，唯一的线索就是医院。还有我。 印地安人在她难产的惨叫声中割断了自己的动脉。每次我坐在医院的走廊里都会想起海明威。接着是白象似的群山。接着是永别了，武器。每次我都要和弗雷德里克·亨利一起离开医院，尽管什么也没有发生过。穿过斑马线之后，他就会消失在下午的阳光里，沉默，空虚。 这样下去是危险的。 在很多不确定的时候，我就会冷不丁地这样提醒自己。而在以前的某个时期，我会对自己说，死是不重要的。这些短促的警句会让意识很快地完成转移，有点类似然而但是这样的转折连词。 必须尽快去见她，然后告诉她关于同居的决定。否则，我会和你一样丧失继续下去的耐心。打电话。写Email。发手机短信。在ICQ里打五个字。还是面对面望着她的眼睛，或一把抓起她的手。我们同居吧。 我们同居吧。简直就像求婚一样，但又缺乏理直气壮的责任感。 半夜3点打电话给任何她都是不负责任的。她如果还没睡熟的话，就应该是和什么人在一起吧。做爱。抚摸。窃窃私语。花好月圆。 不管怎么说，电话铃声会是不速之客，会是另外的，会是第三类接触，会是午夜凶铃，会是轻柔节奏中骤然齐鸣的铜管乐。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铃声响了。 这样下去是危险的。 我不愿意提起她的名字，或说我总是不给她命名，是件危险的事。她只不过是出现在不同印刷位置的性别代词，这就是抽象与具体分道扬镳之后带来的危险：你可能分不清她和她的不同。真希望每个她都有个样子可以让你看见，比如第一个她会向你微笑着露出眼角的鱼尾纹，第七节第三自然段的她脱光了站在你面前，于是你就会：哦，这是她呀；哦，那是她呀；而对另一些扁平的她，你可能会一眼带过：哦，她呀，充其量只是个她嘛。 问题是。 我在想和她同居的时候，没有任何适当的方法遇见她，不管是模拟信号还是电子文档。不合时宜的突然是Miles Davis在曲子开始时一个忧郁的动机。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鼓，贝司，钢琴，萨克斯风以及其他什么铜管乐器，像密谋已久的小分队在小喇叭队长的引领下，不动声色地将那一点忧郁渐渐稀释在一整块抽象里面，一整块抽象的迈尔斯蓝里面。悬空冷漠的蓝。 所以，我只需要她，在那样夜深人静的时刻，除了她，你还指望我会要谁呢。 我在你楼下。她多余地说，接着又多余地说：我要上来。我在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按了一下对讲机上的键。咔。接下来我开始想该以什么形式见她。光着身子。光着上身。裹着毛巾被。西装革履，道貌岸然。 空间中可以有九个矢量。从一楼到九楼有无穷无尽的台阶需要征服，我有足够的时间做好安排：拧开门锁。开着走廊和厅里的灯。从鞋柜里拿出女装拖鞋。在衣柜里取条新毛巾挂到卫生间的勾子上。接一杯冰水放到书桌上，不，还是一半开水一半冰水吧。杜蕾丝在床头柜最后一格抽屉里。空间中有九个矢量，线性代数教授站在1989年潮湿的黑板前感叹地说，你们想象得到么。天呐。 我决定还是躺在毛巾被下面等待脚步声。相信这是最合适的礼节，既不赤身裸体又不衣冠禽兽，和一个十九岁的午夜3点少女在卧室里的会晤。不张不弛，不卑不亢。 她掏出一根烟点着。这是我留意走在路的另一边的她的原因之一，或说是她被我见到的必要条件。而充分条件是她穿着一件校服，一件袖子上镶着两条白边的难看的绿色校服。 我一个人走在路的左侧，没有吸烟，只是走在人行道凸起的边缘上，有一点点类似走在钢丝上的不安全感。这是我常用的走路方式。在好一段时间里，可以用形影相随来描述我和她之间的状态。她走得很慢，用手夹着烟的时间比抽烟的时间略多一些，而我必须走得更慢一点，才能够不超过她。我看不见她的表情，只是偶尔瞥一眼右前方那个在阳光下移动着的位置，沉默，空虚。 死是不重要的。 我不喜欢有人对我说这句话，除了自己。迄今为止，还没有人真的死掉，我们又不是十九岁的少女。没有人可以死的，除了1961年的海明威。 她终于气喘嘘嘘地站在我的卧室门口了。 这实在是个绝望的高度，任何欲望爬上来都会消耗怠尽的，而且都会露出同一种绝望的笑容。是体力上的绝望。你可以用那条浅蓝色的毛巾洗下脸，就在卫生间门旁边。我希望她能尽快适应陌生的空间，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迈出第一步时的窒息感会让我情绪紧张。是新的，没人用过。我补充一句。拖鞋在门口，如果你想换的话。她穿的是棕色波鞋，复杂地绑着无数道鞋带。 本来我想在她去洗脸的空隙里好好想一想，关于她的过去和未来。我想冲凉。她却狠狠地迈出了一大步。要先喝口水歇下么。我只好指指书桌上的杯子。我想先冲凉。她一直站在门口看着藏在被子下的我。意志坚定的冲凉主义者。 事情总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的。剩下的故事会像玩滑梯一样吱溜一声滑下去：脱衣，冲凉，上床以及其他。又或者B计划：脱衣，冲凉，穿衣，说话，睡沙发。略为复杂的就是两种方案穿插在一起。若干年以后，我会和你一样，唯一记得的就是当时的结局是否有上床及其他，至于动机原罪本能抑或超本能什么的，多半都会忘得一干二净。 萨西尔的一条街道，外景，白天。下午较晚时的太阳。外省腹地那种漫长的下午，每天这个时候，只有沉默，空虚——再加上苍蝇。 我想说的那个下午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不过帕索里尼比我自己的描述要好得多，所以我连地理名称都懒得改就贴在这儿了。我也不想告诉任何人，那天下午我和她的地理位置，反正谁会对这个城市无关紧要的一条街名感兴趣呢。关键是。 关键是在所有事情发生以前，我和她或者她发生了什么，在那个处女般无所事事的下午。 我不能再对医院里的故事多说些什么了，那毕竟是另一件事。死是不重要的，但我不能让她死在这里，或说她没能让我使她死在这里。这是个没意思的故事，一个预谋多年的虚拟的故事，一个海明威的故事。 这不是个技术的问题，而是个时间的问题。 下午对于深夜的意义在于：我们在下午做事并思考现实的问题，沉默，空虚——再加上苍蝇；我们在深夜做爱或时刻准备着做爱，并把一切都上升到抽象的人生的高度，沉默，空虚——再加上蚊子。 故事说出来总是很无趣的，Miles Davis比Chet Baker狡猾，从来都不在自己的曲子里唱歌；故事说不出来也是很无趣的，Miles Davis的音乐里总会有一个小心翼翼的动机。总的来说，我喜欢故事而且经常都很无趣。 有个很常见的故事，或是个众所周知的寓言吧，是个关于因果关系或超自然能力的寓言，我这样认为。有一种说法是你千万不能喃喃自语，另一种说法是你想都不能想。比如家里的洗衣机坏了，你就会抱怨现在电器的质量真是差劲，然后你说：好在那个用了将近十年的冰箱从来没有坏过。 从来没有。像毕达哥拉斯定律那样决绝。 于是第二天，冰箱就毫不犹豫地崩溃了。 冲凉是迅速恢复欲望的第一步。在她目睽睽之下，我下床（总算还穿了条牌子叫做Paul Simon的四脚内裤）从衣柜里拿条浴巾递给她。 已经可以想象她裹着白色浴巾走进来的样子。红色短发湿而乱地张扬着，赤裸的脸上摆放着朴素的表情，沐浴液的紫罗兰香味和干净的还有一点轻微酒气的年轻身体的味道混合在一起，散发出诱人的气味。虽然很快这些就会成为历史，但即使回忆起来依然有种难以拒绝的张力。 我不得不点支烟，靠在垫高的枕头上，听见自己的叹气居然是一声长长的单音，Miles Davis加上消音器的小号都很少发出来的漫长的单音。 失控是不可避免的了。从右手食指按下开门键的那一刻就开始了，也许在我留意到她在路的右侧点着第一支烟的时候，失控就开始了。也许再早一点，是从我离开医院门口的时候开始的。甚至可能更早，早到互联网被发明那一天。只是，这会是我想要的结局么。 结局总是在后面。 | 
